进入“后疫情”时代,文旅产业以其绿色健康、覆盖面广、发展迅速等优点迅速占据国内市场,作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产业,它将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1-3]。2009年,《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4]。2018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标志着文旅产业融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旅游体验[6]。”通过加速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迭代升级,从而实现产业协同共生,区域经济高质量腾飞,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添砖加瓦。但与此同时,文旅产业融合的力度有待加强、文旅产业融合的体系不够健全、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参差不齐。因此,厘清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现状,摸清地区空间变化规律,从而深入探讨文旅产业融合系统的内在机理,是指导地区文旅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点所在。依托于丰富的文旅资源、广阔的市场渠道、优异的发展前景,文旅产业融合水平进一步提质提量的发展新思路已经上升到湖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层面,研究湖南省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
国外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关注文旅产业融合现状及问题,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向:一是运用在线评论等工具测量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及涉及场景的游客体验,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7-10];二是文旅产业融合的具体形式及关系研究,如烹饪旅游[11]、遗产旅游[12]、体育旅游[13]、医疗旅游[14]、节事旅游等[15];三是文旅产业融合与可持续发展关系探究,并认为为了缓解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带来的过度旅游压力,有必要制定新的可持续的旅游管理政策[16-18]。近年来,国内学者从理论探索[19-22]与实证研究[23-26]两个角度对文旅产业融合进行了解读。
综上,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研究多以独立视角分别构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关指标体系并测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旅产业之间的密切关系,计算结果难免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不能客观反映地区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真正特质;从研究方法来看,多数研究局限于定性方法,主要以机理图的方式来阐述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内在机理,但这不能够明晰文旅产业融合水平下辖子系统之间是否存在动态耦合关系及具体流向;同时,已有研究对文旅产业融合水平驱动因素的分析较多采用障碍度模型粗略测度,缺乏影响文旅产业融合水平耦合协调度主导因子及因子间交互效应的探索。
旅游产业的关联性和渗透性强,且具有产业边界模糊等特征,其与文化产业存在天然的耦合性[27]。而耦合协调发展的本质是要通过优化促进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各要素的作用方式和组织结构,使得各个要素及系统间能够相辅相成、和谐一致发展,最终实现功能效益最优和可持续发展[28]。这一理论所衍生出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作为一种量化研究模型,由于其相对简洁直观的计算方式,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系统间整体演进状况,符合地理学“格局-过程-机制”的研究范式,因此逐渐成为测度系统间交互发展过程与水平的有效评价与研究模型。
本研究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创新性地从产业融合基础、产业融合支撑、产业融合体量三方面定义了湖南省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理论分析框架,以此构建湖南省文旅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湖南省各地市州2009—2021年的文旅产业融合水平,运用热力图分析、核密度分析、空间分布图、时间路径图和时空跃迁矩阵测度其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时空演化趋势,运用PVAR模型测度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子系统间的动态耦合关系,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索影响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主导因子并探测因子间的交互效应;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为湖南省各地市州未来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可持续提升指明方向,也为各地市州逐步形成文旅产业交互提升和持续融合的新模式、新业态提供实践指导。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对象
湖南省(图1)居于中国中部、长江中游,省会驻长沙市,土地面积共21.18万km2,辖14个地市州、122个县(市、区)。域内文旅产业资源禀赋较好,各地市州围绕省政府实施的“三高四新”战略,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突出各自亮点及优势,积极打造文旅融合示范区,建设现代化文旅产业,增强区域融合实力,极大提升了湖南省文旅产业融合水平。
1.2 理论分析框架及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从产业融合基础、产业融合支撑、产业融合体量三方面重新梳理了湖南省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理论分析框架,详见图2。
产业融合基础子系统主要包含文旅产业所拥有的资源与载体,产业融合支撑子系统主要囊括文旅产业所在地的外部环境,产业融合体量子系统则表征文旅产业拉动力和规模大小。3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关联,产业融合基础子系统是文旅产业发展的根本,通过产业融合支撑子系统的外部支持与依托,最终影响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总系统的发展与繁荣。产业融合体量子系统带来的收益与知名度,会通过文旅产业链反哺产业融合基础与支撑系统,一方面促使文旅产业资源得到更好的开发与保护,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有了更多的资金去支持建设发展;而得到更多资金支持的产业融合支撑子系统又可以为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提升保驾护航,三者形成良性循环,使整个文旅产业在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提升发展。
表1 湖南省文旅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Hunan province |
| 系统层 | 指标层 | 指标含义与性质 | 权重 |
|---|---|---|---|
| 产业融合基础 | 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个 | 表征系统非物质文旅资源(+) | 0.173 |
| 艺术表演团体机构数/个 | 表征系统文旅资源载体(+) | 0.115 | |
| 艺术馆、文化馆个数/个 | 0.076 | ||
| 博物馆个数/个 | 0.114 | ||
| 公共图书馆个数/个 | 0.083 | ||
| 4A级以上景区个数/个 | 表征系统物质文旅资源(+) | 0.221 | |
| 省级以上风景名胜区个数/个 | 0.097 | ||
| 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个 | 0.121 | ||
| 产业融合支撑 | 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 | 衡量系统文旅产业投资能力(+) | 0.267 |
| 文旅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人 | 衡量系统文旅产业接待能力(+) | 0.141 | |
| 人均GDP/元 | 衡量系统经济发展水平(+) | 0.075 | |
| 建成区绿化率/% | 衡量系统绿化建设程度(+) | 0.010 | |
|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 | 衡量系统医疗基础设施水平(+) | 0.063 | |
|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 | 衡量系统交通便利性(+) | 0.035 | |
| 互联网用户数量/人 | 衡量系统网络通信水平(+) | 0.102 | |
|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人 | 衡量系统研学旅游市场(+) | 0.250 | |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衡量居民收入水平(+) | 0.057 | |
| 产业融合体量 | 星级饭店数量/个 | 表征系统融合机构体量(+) | 0.041 |
| 旅行社数量/个 | 0.129 | ||
| 文化产业增加值/万元 | 表征系统融合效益体量(+) | 0.149 | |
|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 0.085 | ||
| 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 | 0.209 | ||
|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万人次 | 表征系统融合接待体量(+) | 0.095 | |
|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观众人次/万人次 | 0.069 | ||
| 国内游客人数/万人次 | 0.065 | ||
| 入境游客人数/万人次 | 0.158 |
产业融合基础子系统主要包含文旅产业所拥有的资源与载体,该系统拥有非物质文旅资源、物质文旅资源及文旅资源载体,他们共同构成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根本所在,代表着所在地的文旅资源吸引力,对文旅产业的发展与推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博物馆旅游、演艺旅游等文旅活动已成为旅游发展的新业态,星级旅游景区已逐渐成为多种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窗口[33]。产业融合支撑子系统主要囊括文旅产业的外部环境,如文旅产业的投资能力、接待能力、经济发展水平、绿化建设程度、基础设施水平、交通便利性、网络通讯水平、研学旅游市场及居民收入水平等要素,这些要素看似与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无直接关联,但文旅产业的发展无形中需要极度依赖于外部环境所提供的支撑力度。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能从游客满意度、城市知名度、交通可达性、环境优良度等方面提高文旅产业的影响力,借此文旅产品开发、文旅规模扩大、文旅资源利用都会得到相应的发展。产业融合体量子系统则表征文旅产业拉动力和规模大小,该系统拥有产业融合机构体量、产业融合效益体量及产业融合接待体量,从最直观的文旅设施数量、文旅产业收入水平、文旅产业接待人次3个角度来衡量文旅产业发展程度,通过强调文旅产业融合水平过程中两者之间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反向推动文旅产业资源开发与保护、基础设施兴建与发展、文旅产品推广与创新。
1.3 研究方法
1.3.1 改进熵值法
采用改进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该方法根据各指标熵并增加时间变量,从而确定各项指标的唯一权重,相较于传统熵值法具有更高的可信度[36]。
1.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更清晰地反映文旅产业融合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本研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37],构建湖南省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Z=\sum_{j=1}^{n} w_{i j} x_{i j}^{\prime}$
式中:Z取值为B、S、L,分别为产业融合基础子系统、产业融合支撑子系统、产业融合体量子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指数;xij'为系统各指标的标准化数值;wij为系统层i指标j的权重。
$\begin{array}{l} C=\left\{B \times S \times L /[(B+S+L) / 3]^{3}\right\}^{1 / 3}, \\ T=\alpha B+\beta S+\gamma L, \\ D=\sqrt{C \times T} \end{array}$
1.3.3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与参数估计方法相比具有任意的函数形式、不要求预先解释变量分布或被解释变量分布、对模型依赖程度低、估计结果具有稳定性等突出优势[39]。
1.3.4 LISA时间路径
LISA时间路径是空间马尔科夫转移矩阵的一种连续表达形式[40]。具体计算公式为
Ni= ,
δi= 。
式中:Ni为相对长度;δi为弯曲度;Li, t表示t年城市i在莫兰散点图中的坐标;d(Li, t, Li, t+1)表示在t~t+1年城市i的移动距离;T表示年份数量;n表示城市数量。若相对长度大于1,则说明t年城市i的相对长度大于平均值,该城市有一个更动态的空间结构以及局部的空间依赖性更强。弯曲度越大,则说明城市i的路径越弯曲,耦合协调度数值更容易受到邻近城市的影响。
1.3.5 LISA时空跃迁
LISA时空跃迁模型主要用来探索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之间空间关联类型的转移特征[41]。
1.3.6 PVAR模型
PVAR模型是一种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其模型的建立通常不受经济理论的限制,而且能够排除变量内生性和外生性的约束[42]。模型为
yit=a0+ ajyi,t-p+ηi+μt+εit。
式中:yit表示文旅产业融合水平评价值;i与t代表区域和时间;a0表示截距项;aj为参数矩阵;p为滞后期数;yi,t-p为yit的p阶滞后项;ηi表示个体效应向量;μt表示时间效应向量;εit是随机扰动项。
1.3.7 地理探测器模型
采用地理探测器[43]探测影响2009—2021年湖南省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主导因子及因子间的交互效应。
1.4 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地市州作为基本空间单元,研究年份为2009—2021年。2009年文旅融合指导意见出台,是我国文旅融合开启初步探索的年份;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标志着文旅产业融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202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湖南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市州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相关政府工作报告等。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4A级以上景区、省级以上风景名胜区和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数量4项指标数据来源于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湖南省文物局和各地市文化和旅游局门户网站。个别缺失数据则通过相邻年份插值法补齐。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时序演变特征
2.1.1 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发展类型
由图3可知,绝大部分城市的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处于不同阶层,并可以分成3种发展类型。
1)持续提升型城市。包含长沙、株洲、衡阳、岳阳和常德5个城市,这些城市文旅融合水平常年位居湖南省各地市州前列且高过全域平均发展水平,说明这些城市是湖南省文旅产业融合的优势地区,需要继续保持发展势头并带动其他城市进一步提升。
2)后继乏力型城市。包含张家界和郴州2个城市,该类型城市文旅融合水平在新冠疫情前保持较好的上升趋势,但受疫情影响较大且反弹恢复能力较弱,致使近几年发展水平不如预期,已低于其他城市增长势头,需要保持发展基本盘的同时进一步整合文旅资源,重回较好的发展态势。
3)潜力发展型城市。包含湘潭、邵阳、益阳、永州、怀化、娄底和湘西州7个城市,这些城市文旅融合水平较低且增速较慢,说明这些城市是湖南省文旅产业融合的弱势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交通通达度、经济发展水平等众多原因无法较好地带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在其他城市的扶持下找到优势文旅产业资源,并提升发展速率从而迎头追赶。
2.1.2 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动态演进特征
由图4可知:1)从移动方向看,各年份耦合协调度值核密度曲线中心呈现不断右移的发展趋势,这说明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总体不断攀升,持续向好发展。2)从分布态势看,各年份耦合协调度值核密度曲线分布呈现主峰高度波动式下降、宽度逐年变宽的分布态势;同时,核密度分布态势呈主峰低值区高耸、侧峰高值区缓和,大致经历了“双峰—多峰”的演化过程,这表明湖南省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绝对差距和分异趋势均呈一定扩张态势,且低值集聚程度显著高于中高值。3)从分布延展性看,各年份耦合协调度值核密度曲线分布延长,大部分城市耦合协调度达到基本协调阶段的基准线,这意味着只有少数城市向高水平区域靠拢,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总体持续向好发展但绝对差距持续扩张。
2.2 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空间格局
2.2.1 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空间分布演变
由图5可知:1)2009年,仅有长沙为基本协调等级,其余地市州均处于严重或基本失调等级,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空间分异现象显著;2)2013年,长沙仍为基本协调等级,处于基本失调等级的地市州提升至11个,处于严重失调等级的地市州减少为2个,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总体空间分异程度有所好转但仍分异显著;3)2017年,长沙晋升为高级协调等级,其余13个地市州晋升为基本失调等级,整体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大幅提升,域内差距得到了一定缓解;4)2021年,长沙为高级协调等级,岳阳、株洲、衡阳和常德4市晋升为基本协调等级,其余9个地市州仍处于基本失调等级,湘东北部地区已逐渐脱离失调状态,湖南省整体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持续向好发展。
究其原因,各地市州结合区域特色,逐步实现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呈现出属于自己的全新发展面貌。湘东北部地区以长沙为首,充分挖掘当地特色文化及旅游资源,突出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使文旅产业融合水平不断提升并在域内形成较为领先的空间分布态势。如长沙利用“媒体艺术之都”的知名度与吸引力,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广泛开展文化旅游推广活动,深度挖掘自身资源禀赋,促进城市文旅业态升级;岳阳以岳阳楼为核心文旅景区,深挖“名楼”底蕴,以“一楼二江三湖五山”为发展格局,着力打造文旅品牌,组织文旅主题活动,提升城市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竞争力;衡阳通过创建“大南岳”地域品牌,依托当地独特的抗战文化与寿文化,打造衡阳红色文化旅游、康养休闲度假的文旅产业链;株洲作为长株潭都市圈的重要一极,坚持“产城人文”融合,大力发展工业旅游与陶瓷文旅,将其打造为提高城市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加快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金字招牌”;常德以5A级景区桃花源为核心品牌,以水域风光为载体,大力发展城市休闲文旅,并依托良好的资金支持投入及高铁的运营开通,逐步建设成富有独特竞争力的文旅强市。而其余城市由于受限较多或不具备突出的文旅资源禀赋,是未来湖南省文旅产业融合水平进一步提升的重点关注对象。
2.2.2 文旅产业融合水平LISA时间路径
由图6a可知:2009—2021年LISA时间路径移动长度低的城市有2个,占比14.29%;长度较低的城市有6个,占比42.86%;长度较高的城市有5个,占比35.71%;长度高的城市有1个,占比7.14%。长度低和长度较低的城市数量共占全区比例的 57.15%,表明研究期内湖南省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具有相对稳定的局部空间结构。时间路径长度总体呈现“西高东低,南北两翼高、中部相对低”的空间分布特征,表明湘西、湘北和湘南地区更具有局部空间结构的强烈动态性,而湘东和湘中地区具有较为稳定的局部空间结构。
由图6b可知:2009—2021年LISA时间路径为低弯曲度的城市有5个,占比35.71%;较低弯曲度的城市有5个,占比35.71%;较高弯曲度的城市有1个,占比7.15%;高弯曲度的城市有3个,占比21.43%。低弯曲度和较低弯曲度的城市数量占全区比例的71.42%,表明研究期内湖南省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在空间依赖方向上波动性较弱,且具有相对较高的稳定性。时间路径弯曲度总体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高弯曲度城市在怀化、张家界和衡阳零星分布,而低、较低弯曲度城市在空间分布上呈现“趋同俱乐部”态势,集中分布在湘东北、湘中和湘南地区;这表明怀化、张家界和衡阳具有更加动态的空间依赖方向,容易受到邻近地区影响,而湘东北、湘中和湘南地区具有较为稳健的空间依赖方向,不易受到邻近地区影响。
采用 LISA 移动方向(图6c)揭示2009—2021年湖南省各地市州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变化及空间整合特征。移动方向平均水平可划分为 4 种类型:高-高(HH)型(0°~90°)、低-高(LH)型(90°~180°)、低-低(LL)型(180°~270°)和高-低(HL)型(270°~360°)。其中,高-高型和低-低型为协同增长型,低-高型和高-低型为拮抗变化型。
2009—2021年LISA移动方向为协同增长型的城市共计9个,占比 64.29%,表明研究期内湖南省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化具有较为良好的空间整合性特征。协同高增长型城市为长沙、湘潭、株洲、岳阳、常德和湘西州,长沙、湘潭、株洲和岳阳基础设施建设良好,交通便利,专业人才充分集聚;常德和湘西州文旅资源禀赋优良,政策扶持优势明显,资金投入力度较大,容易在短期内形成正向空间集聚效应,实现自身与周边城市互利共赢的优良发展模式。协同低增长型城市为怀化、邵阳和永州,这些城市集中在湖南省的外缘地带,受地区核心城市辐射涓滴较少,交通通达度不畅,文旅资源开发不到位,市场宣传及营销较为落后,文旅产业有待于进一步整合与优化,是未来湖南省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及提升的重点扶持地区。
2009—2021年LISA移动方向为拮抗变化型的城市共计5个,占比 35.71%,表明研究期内湖南省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空间转移变化概率较低,局部空间关联稳定性较好。其中,自身低周边高类型城市为张家界、益阳和娄底,张家界被湘西州和常德包围,益阳和娄底被常德、岳阳、长沙和湘潭包围,分别为湘西、湘北和湘中地区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相对落后城市。张家界过度依赖文旅产业,在疫情期间游客大幅减少,缺乏其他产业支撑,疫情后也难以反弹修复,亟待外部地区强力扶持帮助。而益阳与娄底则匮乏优质文旅资源及对应基础设施,始终在湖南省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中位居末流,急需确立文旅产业发展核心内容,并辅以相应政策协助其快速提升发展。自身高周边低类型城市为衡阳和郴州,该类城市自身拥有核心优质文旅产业及资源禀赋,文旅产业融合水平较高,且位于湘南地区,受长株潭城市圈辐射影响力度较小,文旅产业发展较为独立,是未来湖南省文旅产业融合一体化规划中亟待发展拉拢的地区。
2.2.3 文旅产业融合水平LISA时空跃迁
从表2的局部空间关联类型转移概率来看:1)对角线关联类型城市数量大于非对角线关联类型城市数量,说明湖南省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局部空间关联类型十分稳定,局部空间关联类型的象限转移概率较低。2)2009年HH型城市到2021年仍然维持HH型城市的概率达到14.30%,而2009年LL型城市到2021年仍然维持LL型城市的概率达到78.60%,即Ⅳ型(自身稳定、邻域稳定)城市占比高达92.90%,说明湖南省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局部空间关联类型十分稳定,局部空间关联类型的象限转移概率低。
表2 湖南省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LISA时空跃迁矩阵Tab.2 LISA spatio-temporal transition matrix of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all cities of Hunan province |
| 关联类型 | HHt+1 | HLt+1 | LHt+1 | LLt+1 |
|---|---|---|---|---|
| HHt | Ⅳ(2,0.143) | Ⅱ(0,0) | Ⅰ(0,0) | Ⅲ(1,0.071) |
| HLt | Ⅱ(0,0) | Ⅳ(0,0) | Ⅲ(0,0) | Ⅰ(0,0) |
| LHt | Ⅰ(0,0) | Ⅲ(0,0) | Ⅳ(0,0) | Ⅱ(0,0) |
| LLt | Ⅲ(0,0) | Ⅰ(0,0) | Ⅱ(0,0) | Ⅳ(11,0.786) |
注:时空跃迁形式分为4类:Ⅰ型(自身跃迁、邻域稳定)、Ⅱ型(自身稳定、邻域跃迁)、Ⅲ型(自身跃迁、邻域跃迁)、Ⅳ型(自身稳定、邻域稳定)。 |
由表2的局部空间关联类型转移数量来看:1)2009—2021年,耦合协调度没有发生象限跃迁的城市共有13个,发生跃迁的城市仅有1个,这说明大部分城市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局部空间关联类型转移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锁定和路径依赖,很难发生象限的转移和变化。2)2009—2021年,发生跃迁的城市为Ⅲ型(自身跃迁、邻域跃迁)城市,且无Ⅰ型和Ⅱ城市,这充分说明城市耦合协调度在莫兰散点图中的象限位置难以仅依靠邻近地区耦合协调度的辐射涓滴而改变,城市文旅产业融合水平跃迁更多来源于自身的“造血”能力和内生动力,而促进自身动能的增长,邻域城市所提供的帮扶输送和城市间的相互协作就显得弥足珍贵。
2.3 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动态耦合关系
选择LLC、PP和ADF三种检验法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此来确定变量数据的平稳性。从表3可以发现,产业融合基础、产业融合支撑、产业融合水平的单位根检验值对应的P值均小于0.01,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变量是平稳的。
表3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Tab.3 Unit root test results of panel data |
| 变量 | 检验值 | P值 | 结论 |
|---|---|---|---|
| 产业融合基础 | -6.014 | 0.000 | 平稳 |
| -3.963 | 0.000 | 平稳 | |
| -5.731 | 0.000 | 平稳 | |
| 产业融合支撑 | 73.985 | 0.000 | 平稳 |
| 57.663 | 0.001 | 平稳 | |
| 225.079 | 0.000 | 平稳 | |
| 产业融合体量 | 132.371 | 0.000 | 平稳 |
| 78.568 | 0.000 | 平稳 | |
| 108.579 | 0.000 | 平稳 |
选用Kao检验进行协整检验分析,表4中所有检验项统计量对应的P值均小于0.01,拒绝原假设,表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表4 协整检验Tab.4 Cointegration test |
| 检验项 | 统计量 | P值 |
|---|---|---|
| Modified Dickey-Fuller t | -2.796 | 0.003 |
|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 | -4.328 | 0.000 |
| Unadjusted Dickey-Fuller t | -7.986 | 0.000 |
进一步选择贝叶斯准则、赤池信息准则和汉南奎因信息准则来判断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如表5所示。平行阶数中,带星号最多的滞后阶数就是最优滞后阶数。三个信息准则选择滞后4阶作为最优滞后阶数。
表5 PVAR模型最优滞后期的选择Tab.5 Selection of optimal lag period of PVAR model |
| 滞后阶数 | BIC | AIC | QIC |
|---|---|---|---|
| 1 | -12.196 | -10.958 | -11.694 |
| 2 | -11.887 | -10.304 | -11.247 |
| 3 | -13.074 | -11.077* | -12.271 |
| 4 | -13.545* | -11.039 | -12.550* |
| 5 | -12.285 | -9.138 9 | -11.066 |
协整检验显示,产业融合基础、产业融合支撑、产业融合体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因果方向需要通过构建格兰杰因果关系来检验。由表6可知,产业融合支撑与产业融合体量存在一定的双向因果关系,其中产业融合支撑对产业融合体量有显著的单项因果关系,产业融合体量对产业融合支撑有较弱的单项因果关系;而产业融合支撑对产业融合基础有显著的单项因果关系,产业融合体量对产业融合基础有较弱的单项因果关系。总体来说,6项因果相互关系有4项通过了检验,且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形成闭环,证明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子系统间保持较高的整体关联度,子系统间存在着明确的动态耦合关系。
表6 格兰杰因果检验Tab.6 Granger causality test |
| 原假设 | 卡方统计量 | 滞后阶数 | P值 | 结论 |
|---|---|---|---|---|
| 产业融合基础不是产业融合支撑的格兰杰原因 | 3.127 | 4 | 0.537 | 接受原假设 |
| 产业融合支撑不是产业融合基础的格兰杰原因 | 10.595 | 4 | 0.032 | 拒绝原假设 |
| 产业融合支撑不是产业融合体量的格兰杰原因 | 20.816 | 4 | 0.000 | 拒绝原假设 |
| 产业融合体量不是产业融合支撑的格兰杰原因 | 7.366 | 4 | 0.088 | 拒绝原假设 |
| 产业融合基础不是产业融合体量的格兰杰原因 | 4.984 | 4 | 0.289 | 接受原假设 |
| 产业融合体量不是产业融合基础的格兰杰原因 | 7.627 | 4 | 0.096 | 拒绝原假设 |
2.4 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驱动因素探索
2.4.1 文旅产业融合水平主导因子探测
为揭示影响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驱动因素,参照相关研究成果[24,27,31,44],综合考虑社会、政治与经济因素,遴选财政政策(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科技创新(获得专利数)、消费能力(居民消费支出)、市场供给(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比重)、对外开放(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比重)、基础设施(公路里程数)、人力资本(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等8个因素构建指标体系。由表7可知,各驱动因子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强度存在显著差异。综合来看,财政政策(X1)、科技创新(X2)、消费能力(X3)、市场供给(X4)、对外开放(X5)、基础设施(X6)、人力资本(X7)7项驱动因子q值在5%的显著水平下均通过检验,而产业结构(X8)驱动因子则未能通过检验,表明X1~X7这7项驱动因子均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极其显著的影响,是引起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
表7 文旅产业融合水平驱动因子探测结果Tab.7 Detection results of the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
| 因子 | q | P |
|---|---|---|
| X1 | 0.741 | 0.000*** |
| X2 | 0.723 | 0.000*** |
| X3 | 0.588 | 0.000*** |
| X4 | 0.145 | 0.020** |
| X5 | 0.140 | 0.046** |
| X6 | 0.123 | 0.000*** |
| X7 | 0.111 | 0.000*** |
| X8 | 0.036 | 0.941 |
注:***、**分别表示q值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1、0.05。 |
2.4.2 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因子交互效应
由图7可以看出,财政政策(X1)与其他所有驱动因子的交互作用强度均大于0.7,最小值为0.746;科技创新(X2)与其他所有驱动因子的交互作用强度均大于0.7,最小值为0.754;消费能力(X3)与其他所有驱动因子的交互作用强度差异性较大;市场供给(X4)、对外开放(X5)、基础设施(X6)、人力资本(X7)则与其他所有驱动因子的交互作用强度均小于0.5。
财政政策与科技创新这两项因素对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消费能力因素起到较为关键的作用。这是由于财政政策的扶持可以为各地市州提供充足的资金建设文旅基础设施、宣传推广城市文旅资源,将文旅产业作为城市重点业态融合投资,持续推进文旅与工业、农业、教育、体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较好地提升文旅产业自身所在地的文旅资源吸引力,对文旅产业的协调发展与招商引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可以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活力、新动力,利用大数据、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积极开展数字文博、云展览、云演播、网络直播等服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创新发展,满足并提升游客深度文旅体验感,实现文旅产业与其他行业无缝对接,激活文旅新业态,形成业态新循环。而消费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可获得更多供城市发展文旅产业、精进文旅业务、提升文旅品质的资金,另一方面也促使游客从“游-游”到“买-买”的文旅消费模式转变,从而为文旅产业延伸拓展、文旅消费空间扩张、文旅融合维度纵深的终极目标提供广袤土壤。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本研究以湖南省14个地市州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从产业融合基础、产业融合支撑、产业融合体量三方面重新梳理了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理论分析框架,以此构建湖南省文旅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湖南省各地市州2009—2021年的文旅产业融合水平,运用热力图分析、核密度分析、空间分布图、时间路径图和时空跃迁矩阵测度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时空演化趋势,运用PVAR模型测度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子系统间的动态耦合关系,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索影响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主导因子并探测因子间的交互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1)从时序演化特征来看,2009—2021年湖南省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不断提升,但区内差异也随之拉大,呈较显著的扩张趋势,可分成持续提升型城市、后继乏力型城市和潜力发展型城市3种类型。
2)从空间格局特征来看,2009—2021年各地市州整体耦合协调等级仍以失调为主,其中长沙为高级协调等级,岳阳、株洲、衡阳和常德为基本协调等级,其余9个地市州仍处于基本失调等级;协同高增长型城市为长沙、湘潭、株洲、岳阳、常德和湘西州,协同低增长型城市为怀化、邵阳和永州,自身低周边高类型城市为张家界、益阳和娄底,自身高周边低类型城市为衡阳和郴州;大部分城市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局部空间关联类型转移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锁定和路径依赖,很难发生时空跃迁。
3)从动态耦合关系来看,产业融合基础、产业融合支撑、产业融合体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形成闭环,证明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子系统间保持了较高的整体关联度,子系统间存在着明确的动态耦合关系。
4)从驱动因素来看,以财政政策为首的7项驱动因子为影响湖南省各地市州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主导因素。财政政策与科技创新因素对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消费能力因素起到较为关键的作用。
3.2 建议
第一,以长沙、岳阳、株洲、衡阳、常德为核心的湘东北、湘南地区要发挥核心辐射作用,建立文旅产业融合背景下的全新服务机制,拓宽文旅产业市场,加深区域协调合作,以点带面,拉动周边地区协同发展,形成龙头效应;湘中、湘西地区要积极采取错位竞争与合作,有效开发本地特有文旅资源,在强化公共文化服务基础上,叠加旅游功能,构建“文旅+”路线,形成组合型文旅资源群,与湘东北、湘南地区优势互补,错位竞争,以资源互置的方式追赶发展。
第二,加强湖南省各地市州财政政策的扶持与科技创新的投入。一方面,各地市州要发挥省政府及市政府的财政拨款及资金引导作用,围绕本地核心文旅资源优化文旅空间布局,以点带面,加强城市文旅资源整合力度,凸显各地市州不同的文旅一体化旅游特色,彰显城市旅游风貌。另一方面,各地市州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赋能文旅资源新生命。支持文化文物单位、景区景点、园区街区等数字化建设,扩大优质数字化文旅产品供应规模,并打造多元化、现代化、科技化的城市文旅产业融合沉浸式体验空间;同时,相关职能部门和旅游目的地应以科技化、数字化为突破口,建立健全智慧文旅的管理和服务体系,从而进一步促进湖南省文旅事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推动湖南省各地市州消费能力的提升。各地市州要将居民消费及游客消费作为未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一环。开展对文旅产业相关产品与服务的游客满意度调研,掌握游客的真实需求,并有针对性地改进以提升游客体验,吸引游客驻足停留,实现从“游-游”到“买-买”的消费模式转变,从而反哺各地市州财政收入,并最终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