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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laws and mechanisms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Xi’an’s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 symmetry and hierarchy perspective

  • XUE Dongqian , * ,
  • DENG Yangning ,
  • WANG Yijie ,
  • SONG Yongyong ,
  • MA Bei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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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0-21

  Online published: 2024-08-20

Abstract

The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urb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of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Based on point of interest (POI) data of Xi’an from 2010 to 2020, the spatial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s investigated by employing Geo-information Tupu methodology and 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s. Specifically focusing on symmetry and hierarchy, the research aims to unco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shaping the industry’s spatial configuration. Findings reveal a notable outward expansion of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Xi’an from the city center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exhibiting a multi-centralized trend characterized by discernible symmetry and hierarchical laws. The formation of diverse spatial structures is attributed to the interplay of transportation, demographic, regional economic,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policy factors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Basic, developmental, and auxiliary factors influenc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site selection of industry hotspots through mechanisms involving supply and demand mechanism, trigger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ing mechanism.

Cite this article

XUE Dongqian , DENG Yangning , WANG Yijie , SONG Yongyong , MA Beibei . Evolution laws and mechanisms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Xi’an’s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 symmetry and hierarch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4 , 52(4) : 93 -108 . DOI: 10.15983/j.cnki.jsnu.2024107

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社会的到来,使居民消费热点由单纯的物质消费需求向追求美好生活的服务消费需求转变[1],精神文化成为消费需求的主要内容[2]。文化产业作为加快世界经济转型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驱动力,表现出独特的空间结构特征与显著的组织带动作用[3],文化娱乐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新时代市场经济转型和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其发展规模及水平是树立城市新形象和衡量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4-5]。近年来,文化娱乐业成为西安市经济转型发展与对外开放的新引擎[6],对城市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功能置换具有深刻影响[7]。为此,研究城市文化娱乐业的空间结构演化规律和形成机制,对提高文化娱乐要素配置效率与引领文化娱乐产业发展尤为重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娱乐业逐渐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8-9]。学者们从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视角出发,对文化娱乐业的概念与分类[10-11]、发展及全球化趋势[12-13]、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14-16]、政策机制[9]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索。在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方面,学界普遍认为传统文化娱乐场所偏好分布在城市中心区,与城市CBD、交通中心、城市干线及大众休闲场所紧密结合,以满足大众的个性化消费需求[4,16-17]。同时,还有学者根据场所业态与行业的作用关系及特征将文化娱乐场所空间结构分为向心、离散、依附和孤立4种类型[14],或将城市文化娱乐业归纳为商贸旅游、文教游憩、科技商务和城市新区4种空间模式[18]。城市中文化娱乐业作为塑造城市形象、提高城市活力的新空间[19],对其空间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已有研究涵盖了社会、经济、人口、政策、心理等多方面因素,包括交通条件[16]、地租地价[16]、休闲支出及关联产业发展[20-21]、人口结构[22]、政府干预[23]和个体心理认知[24]等。同时,为深化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研究,探寻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演化及分布机理,杨槿等[25]分析了苏州老城区1 661家文化企业空间分布演化及影响机理,发现苏州老城区文化娱乐业由传统媒体娱乐行业转向均衡化发展,呈现向主要道路和文化产业园区集聚态势,并逐步向古城外扩散;对其演化及分布机理的研究表明,市场作为基础力量影响着文化企业的微观区位选择,政府作为特定干预形式能够降低企业选择的地价成本,改变成本-效益权衡,二者共同作用于文化企业的空间分布及格局演化过程。殷小菡等[26]基于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POI数据,研究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及影响机理,发现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以东、西城区为核心呈现圈层式发展结构,各区及各类型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和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其空间集聚发展主要与市场和资源有关,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文化创意产业倾向于选择消费市场环境良好的区域,而以资源为导向的文化创意产业在空间布局上具有明显的资源依赖性。王怡婕等[27]以202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POI数据为对象,从对称和等级视角出发,探究了202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空间对称结构与规模等级结构,揭示了城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形成机理,发现202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对称与等级规律,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形成是城市物质空间、社会经济和消费分层各要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
我国地学家叶大年将对称理论引入城市地理学中,创造性地提出城市对称分布理论,认为在自然和经济两方面地理要素的综合影响下,城市分布呈现广义对称模式,具体形式包括平移对称、曲线对称、旋转对称、轴对称、中心对称、斜对称等。例如,城镇沿水路交通线、江河等线状设施附近等距离分布,形成平移对称和曲线对称;湖南省和山西省的城市分布在以地质地理单元为主的局部区域内,表现出轴对称结构和斜对称结构等。西安市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和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是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的典型代表城市,其城市空间地处关中平原,受平坦地形的影响,在很长时期内城市规划建设遵循“方正格局、明显中轴线、空间对称”的建设原则。在现代空间结构理论的指导下,点、线、面等空间要素在一定时期内的地理空间上会形成特定的空间分布状态及空间组合形式与组合等级。因此,进一步探讨城市空间载体上的文化娱乐业是否存在对称格局,分析文化娱乐业在微观尺度所具有的空间对称结构与等级结构及其演化规律,对于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与空间结构模型的提取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学界在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和空间结构演化及形成机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对其形成机制的研究多停留于评价分析上,定量研究较少,特别缺乏影响因素作用时空异质性的研究,使得研究成果难以对复杂文化娱乐业选址问题具有较好的现实解释力;此外,从对称与等级视角探究城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研究依然少见,且未能挖掘出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化规律,难以准确揭示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形成机制。因此,本文以2010—202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时间序列POI数据为对象,借助ArcGIS核密度工具、地学信息图谱方法与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从对称和等级视角探讨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化规律,并在考虑影响因素作用时空异质性的基础上,定量剖析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形成机制,以期深化城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理论认知,为城市文化娱乐业优化布局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西安是国家九大中心城市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区位发展中具有领先的战略地位[28]。本文将雁塔区、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灞桥区和未央区全部,以及长安区的郭杜、韦曲等共63个街道作为研究区,总面积1 239.27 km2(图1)。截至2021年,西安市常住人口1 287.30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 931元,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2 880元,规模以上文化娱乐业营业收入39.98亿元。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创新高地和丝绸之路新起点,西安市文化娱乐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主城区内文化娱乐企业集群水平与规模迅速扩张[29],城市居民文娱消费需求日益提升,正加速迈入产业经济转型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此,探明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演化规律与形成机制,对文化娱乐业合理规划与优化布局尤为必要。
图1 研究区地理区位

注:网络版为彩图。

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study area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参照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将西安市文化娱乐业分为电影院/剧院、歌舞厅、茶吧、酒吧、健身中心、咖啡吧、网吧、公园游乐园8种业态。文化娱乐业POI数据来源于天眼查网站(https://www.tianyancha.com/),包括单位名称、地址、注册日期、营业状态等信息,采集时间为2020年7月。根据企业的主营业务类型对数据进行筛选与分类,使用高德地图API接口进行空间匹配,剔除重复、错误等无效数据,最后通过国家信用企业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qcc.com/)查询相关注销日期,各文化娱乐企业对应年份及数量见表1。西安市交通路网、城市水系、公园绿地等来自于OSM开源地图(OpenStreetMap)和地理国情普查的土地覆被类型(http://snsm.mnr.gov.cn/)。地铁、公交、房价和综合商场等数据主要使用火车采集器(http://www.locoy.com/)通过高德地图(https://ditu.amap.com/)、天眼查、房天下(https://www1.fang.com/)抓取,结合时间属性信息和相关统计资料整理得到。社会经济中各项人口数据主要来自WorldPOP数据集,并使用西安市人口六普、七普等统计数据进行数据修正,提高了各时间节点的人口栅格数据精度。钟楼、二级商服中心数据主要根据《西安市区县商圈发展规划》《西安市商圈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等政府规划文件进行选取。功能定位数据来源于西安市各区的土地利用规划文本和土地利用规划图,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数据分别来源于各级政府网站,依据发布批次年份进行时间节点划分。
表1 2010年、2015年、2020年西安市各类文化娱乐业企业数量

Tab.1 The number of various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enterprises in Xi’an in 2010, 2015 and 2020

年份 电影院/剧院 歌舞厅 茶吧 酒吧 健身中心 咖啡吧 网吧 公园游乐园 合计
2010 21 67 137 82 17 116 359 33 832
2015 63 224 340 140 86 355 868 74 2 150
2020 241 340 883 491 625 890 635 218 4 323

1.3 研究方法

1.3.1 地学信息图谱

地学信息图谱可对复杂地理现象内在规律与机理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定量研究[30]。广义对称结构图谱和等级层次结构图谱应用较为广泛[31]。广义对称结构图谱用于挖掘空间分布特征,揭示空间对称规律[32]。传统对称结构类型包括轴对称、中心对称等,基于此提出的平移对称结构通常用于描述沿交通线分布的地理现象,再进一步提出的具有曲线分布规律的曲线对称结构或存在角度偏差的斜对称结构用于描述更为复杂的地理现象。等级层次结构图谱用于提取具有层次关系的规模属性特征,揭示空间等级规律[33]。按照空间分布与数量属性特征进行持续化建模,并通过数字场形表达空间拓扑关系与数量关系,最后基于数字场形绘制等值线层次树表达层次结构和包含关系[34]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在城市空间上表现出差异化的空间热点格局以及不同类型的对称结构和不同等级的等级结构,因此本文综合考虑不同业态空间结构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和典型性,在对西安市文化娱乐业总体空间热点格局进行全局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不同业态空间热点值的差异分布及其对称与等级结构的特殊性和典型性,在不同部分选择差异性的文娱业态对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及规律进行代表性的深入分析。

1.3.2 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TWR)模型将数据的时空特性纳入回归模型中,解决了空间和时间的非平稳性问题[35-36],计算公式为
yi=β0(ui,vi,ti)+ k = 1 mβk(ui,vi,ti)xiki
式中:i表示第i个数据点;yii点的因变量;(ui,vi,ti)是i点的时空坐标位置;xik为在i点处的第k个自变量值;β0(ui,vi,ti)是i点的回归方程截距;βk(ui,vi,ti)为在i点处的第k个自变量回归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2 结果分析

2.1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格局演化规律

2.1.1 总体空间格局演化

以400 m为带宽,采用ArcGIS 10.2核密度分析工具构建密度场表面,使用密度场热点探测模型获得2010—202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热点,并划分为大型、较大型、中型和小型4个等级(图2)。结果表明,2010—202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由市中心向外围扩散,呈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格局。2010年,文化娱乐业大型热点主要分布在碑林区的南院门街道以及雁塔区的小寨、长延堡街道,形成以一环内市中心区域为集聚中心的单中心空间结构;2015年,碑林区一环内区域及其南部边缘、雁塔区二环南部及其以南区域内多个文化娱乐业大型热点发育,逐渐显现向多中心转变的趋势;2020年,一环内市中心区域大型热点的热点值与其他地区大型热点差距进一步缩小,逐步跳出单中心模式,呈现多中心发展格局。
图2 2010—202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热点

注:网络版为彩图。

Fig.2 Hot spots of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Xi’an from 2010 to 2010

2.1.2 典型业态空间格局演化

通过对比业态间的热点值发现,电影院/剧院、歌舞厅热点值差异明显,热点单元集聚强度高,空间分布差异大,故选择电影院/剧院、歌舞厅为典型业态,探究2010—202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图3)。
图3 2010—2020年西安市电影院/剧院、歌舞厅热点

注:网络版为彩图。

Fig.3 Hot spots of cinemas,theatres and dance halls in Xi’an from 2010 to 2020

2010年,电影院/剧院的大型、较大型热点位于碑林区的文艺路街道和莲湖区的西关街道,歌舞厅的大型、较大型热点位于碑林区的南院门、柏树林街道和雁塔区的小寨街道,呈点状集聚分布。2015年,两者热点向南扩散,电影院/剧院空间分布仍保持点状集聚为主,而歌舞厅规模显著扩大,在雁塔区二环南部区域出现大型、较大型热点连片分布,由点状集聚向片状集聚发展。2020年,电影院/剧院、歌舞厅在雁塔区二环南部区域持续集聚,并在区域内发育多个连续分布的大型热点,连同一环内市中心区域形成南北轴向集聚连片发展。总体来讲,电影院/剧院、歌舞厅空间结构在2010—2020年由点状集聚向片状集聚发展,呈现明显的向市中心及雁塔区二环南部区域集聚的特征。

2.2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对称结构演化规律

2.2.1 总体空间对称结构演化

2010—202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对称结构类型多样化发展,空间尺度不断放大,区域对称结构特征差异显著(图4)。
图4 2010—202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总体空间对称结构

注:网络版为彩图。

Fig.4 The overall spatial symmetry structure of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Xi’an from 2010 to 2020

201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大型热点共4个(图4a),对称结构特征发育不显著;较大型热点有20个,集中分布在碑林区和新城区的一环附近区域以及雁塔区的二环南部区域。一环附近6个较大型热点形成一组轴对称结构(图4a(1)),二环南部区域附近的较大型热点在区域内环状路网的带动下形成一组平移对称结构(图4a(2))。
2015年,大型热点共16个(图4b),集中分布在一环中南部附近的市中心三区(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和南二环到南三环之间及附近区域。市中心区域对称结构向中微观尺度进一步发展,区域内编号为1、2、3和4、5、6的大型热点分别形成两组平移对称结构(图4b(1)),并共同构成一组斜对称结构(图4b(2)),南一环两侧4个大型热点形成一组平移对称结构(图4b(3));二环南部到三环附近区域内热点集聚规模增强,空间布局存在严重的“南重北轻”现象,区域内4个大型热点形成一组轴对称结构(图4b(4))。较大型热点共39个(图4c),集中分布在南二环两侧到南三环之间,区域内南二环附近的6个较大型热点在环线两侧等距离分布形成一组曲线对称结构(图4c(1)),其南侧出现一组轴对称结构(图4c(2))。
2020年,大型热点共18个(图4d),集中分布在碑林区和新城区的一环附近区域以及南二环与南三环之间的南部、西南部区域,区域内多个大型热点形成平移对称结构,对称结构特征发育显著。区域内8个大型热点形成一组轴对称结构(图4d(1)),雁塔区内电子城、丈八沟和长延堡街道的多个大型热点构成一组平移对称结构(图4d(2))。较大型热点共42个(图4e),集中分布在大型热点聚集区附近,在一环东南两侧区域形成一组曲线对称结构(图4e(1)),在南二环与南三环间的雁塔区形成一组轴对称结构(图4e(2))。

2.2.2 典型业态空间对称结构演化

由于部分文化娱乐业态在研究时段内热点数量较少或热点分布较为分散,对称结构发育不显著且难以识别,故选择2015年(图5a)、2020年(图5b)歌舞厅对称结构图谱对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热点空间对称结构演化规律进行典型分析。
图5 2015年、2020年西安市歌舞厅热点广义对称结构图谱

注:网络版为彩图。

Fig.5 Geo-information Tupu of generalized symmetric structure for dance hall hot spots in Xi’an in 2015 and 2020

2015年,歌舞厅共有大型热点6个,集中分布在一环附近的市中心三区(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区域内形成两组平移对称结构(图5a(1)、(2));较大型热点9个,集中分布在雁塔区的二环西南部区域,形成一组平移对称结构(图5a(3))。该时期西安市歌舞厅空间分布受到区域道路网络的显著影响,形成不同走向的平移对称结构。
2020年,歌舞厅共有大型热点10个,集中分布在一环内中南部和南一环到南三环的中轴线上,分别形成一组平移对称结构(图5b(1))和一组轴对称结构(图5b(2));较大型热点15个,分散分布于一环与二环附近区域,区域内3个较大型热点构成一组平移对称结构(图5b(3))。总体来讲,2015—2020年西安市歌舞厅的空间对称结构演化与路网格局的形成发展密切相关,在中微观尺度上发育不同形式的对称结构。

2.3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等级结构演化规律

2.3.1 总体空间等级结构演化

根据热点等级划分的临界值将热点区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4个等级,分别对应热点等级的大型、较大型、中型、小型,进而构建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等级层次结构图谱(图6)。因2010年文化娱乐业热点区数量较少,区域等级结构处于早期发育阶段,等级层次结构图谱较为简略,而2015年、2020年文化娱乐业热点区数量大、分布广,图谱表现复杂,故对2015年、202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等级结构做进一步分析。
图6 2015年、202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总体空间等级结构

注:网络版为彩图。

Fig.6 The overall spatial hierarchy structure of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Xi’an in 2015 and 2020

2015年(图6a),一环附近市中心区域中高等级文化娱乐业热点区多而密集,出现大规模完整等级结构;而雁塔区二环南部区域一、二级热点区规模较小,等级结构不完整,以低等级热点区为主,文化娱乐业的集聚强度较弱。
2020年(图6b),一级热点区在一环附近市中心区域和雁塔区二环南部区域大范围集聚,分别呈三核分布和双核分布模式。一环附近市中心区域热点区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等级结构完整,文化娱乐业结构体系发育成熟;雁塔区二环南部区域一、二级热点区已初具规模,文化娱乐业发展活力强,亦出现完整等级结构;二环到三环西南区域以三、四级热点区为主,文化娱乐场所数量较少,等级结构较为单一。
总体而言,2010—2020年西安市不同等级文化娱乐业热点区空间等级结构差异显著,并随时间发展等级逐渐提高、规模逐渐扩大。其中,一环附近市中心区和雁塔区二环南部发展活力高、势头强,拥有大规模完整等级结构;二环到三环西南区域发展稍显滞后,等级结构较为单一;城东和城北地区则处于早期发育阶段,等级结构表现不明显。

2.3.2 典型业态空间等级结构演化

进一步对各类文化娱乐业态等级层次结构图谱进行提取,发现酒吧、电影院/剧院、歌舞厅、健身中心、网吧、茶吧、公园游乐园7类文化娱乐业等级层次结构图谱表现相似,同时整个区域内文化娱乐业态的集聚规模范围有限。为此,选择等级结构图谱表现较为复杂的咖啡吧作为典型业态分析2010—202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等级结构演化规律(图7)。
图7 2010—2020年西安市咖啡吧等级结构

注:网络版为彩图。

Fig.7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coffee bar in Xi’an from 2010 to 2020

2010年,咖啡吧在碑林区的南院门街道高度集聚,分布范围小,表现出独立的等级结构(图7a),等级结构较为单一。2015年,低等级热点区大范围扩展,中高等级热点区快速发育,等级结构复杂性提高(图7b)。2020年,一级热点区在一环附近市中心区域集聚分布,形成三核集聚状态,呈现大规模完整等级结构(图7c);雁塔区二环南部整体集聚范围明显小于一环附近市中心区域,中高等级热点区数量较少,等级结构不完整。总体而言,一环附近市中心区域反映了2010—2020年咖啡吧完整等级结构的演化过程,而雁塔区二环南部发展较为滞后,中等级热点区范围偏小,等级结构表现单一。

2.4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形成机制

2.4.1 影响因素选取

文化娱乐业强调满足城市居民的日常休闲、娱乐体验等精神需求[18],其产业空间结构的形成是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在宏观环境因素与微观人口特征两个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本文根据已有研究成果[16,22-23,27],从交通因素、人口因素、区域经济、商业区位、产业政策5个维度,选取空间结构形成演化的影响因素(表2),揭示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形成机制。表中1 000 m是人们普遍可以接受的日常步行通勤距离(步行约10 min)[37]
表2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影响因素

Tab.2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Xi’an

影响因素 测度对象 测度指标
交通因素 道路距离 1 000 m服务区内的道路密度
地铁站点 距离地铁站点的最短道路距离
公交站点 1 000 m服务区内的公交站数量
人口因素 人口数量 1 000 m服务区内的人口密度
人口年龄结构 1 000 m服务区内的少年人口占比、老年人口占比
人口性别比 1 000 m服务区内男性人数与女性人数之比
区域经济 人均可支配收入 1 000 m服务区内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土地价格 1 000 m服务区内的基准地价等级
商业区位 钟楼 距离一级商服中心(钟楼)的距离
二级商服中心 距离二级商服中心的最短道路距离
综合商场 1 000 m服务区内的大型商场数量
产业政策 功能定位 热点所处的街道功能区类型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 距离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的最短道路距离

2.4.2 基于GTWR模型的回归分析

采用GTWR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将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影响最显著的6个指标回归系数列出(图8),并分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式与方向(表3)。
图8 GTWR模型回归系数分布

注:网络版为彩图。

Fig.8 Distribution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for GTWR models

表3 不同类型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排序及作用效应

Tab.3 Ranking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ffects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different types of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序号 平移对称结构 轴对称结构 独立等级结构 复杂等级结构
1 道路距离(-) 人口数量(+) 综合商场(+) 公交站点(+)
2 综合商场(+) 二级商服中心(-) 人口数量(-) 钟楼(+)
3 人口数量(+)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 道路距离(-)
4 钟楼(-) 钟楼(-) 钟楼(-) 综合商场(+)
5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 道路距离(-) 功能定位(-)
6 少年人口占比(+) 道路距离(+) 公交站点(-) 少年人口占比(+)
1)平移对称结构(图8a)。人口数量增多、少年人口占比增加会带动消费需求增长,促进文化娱乐业热点形成,钟楼的存在则会抑制周边一环内市中心三区(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热点的发展;二环到三环西南区域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消费能力强,促进文化娱乐业热点集聚分布,而在一环附近市中心区域则多表现为抑制作用,原因可能在于该区域形成了更为复杂的轴对称结构;道路距离影响为负向,原因在于距主要道路越近,拥挤、噪声、环境污染等问题会导致文化娱乐业热点减少,而综合商场的存在则会吸引文化娱乐业热点的集聚。
2)轴对称结构(图8b)。人口数量是文化娱乐业热点形成的首要因素,突出表现在二环到三环西南区域;人均可支配收入因素主导市中心区域形成更为复杂的轴对称结构;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与道路建设联系紧密,其所固有的对称性在道路距离的推动下,促使轴对称结构的形成;二级商服中心和钟楼主要表现为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其所影响的一环附近市中心区域及雁塔区二环南部区域内的文化娱乐业热点偏好于沿南北轴线远离二者布局,导致二者的作用受到限制。
3)独立等级结构(图8c)。由于位于独立等级结构中的热点多分布在城市较外围区域,受人口数量及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限制,热点数量少,呈分散分布,且该区域远离钟楼等城市中心区域,道路距离远,公交站点密度小,故上述因素均表现为抑制作用;综合商场通过区域商圈培育良好商业氛围,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通过优惠投资政策推动产业发展,均对独立等级结构的形成起促进作用。
4)复杂等级结构(图8d)。局部区域内公交站点、钟楼、综合商场等提升型要素的突出影响,加上少年人口占比的增加,对区域内复杂等级结构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道路距离表现为抑制作用,原因与平移对称结构一致;此外,由于复杂等级结构中的热点主要分布在一环附近市中心区域及雁塔区二环南部区域等赋值较高且相近的商业、文教、居住等功能区内,而功能定位的研究尺度更适合反映赋值差异显著的相关对象,从而导致其解释力不如综合商场、公交站点等因素,亦呈现出抑制作用。

2.4.3 形成机制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形成是交通因素、人口因素、区域经济、商业区位、产业政策5个维度多个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第一,文化娱乐场所对交通的需求较高,往往选择在交通可达性高的区域布局,交通条件直接影响人口流动的空间壁垒[38],道路网络和交通站点密集的地区可达性高,居民出行到此的可能性大,各种经济活动发展的机会增加,城市功能不断聚集,吸引更多的潜在消费者。第二,出于时间成本的考虑,消费者一般会选择就近地点进行休闲娱乐消费,因此文化娱乐场所倾向分布在人口较多、人流量较大的地带以获取更多的消费者[14];另外,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与性别比也会导致消费需求的差异化。第三,企业区位选择遵循成本与效益原则,注重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收益,并通过收入、地租水平等体现出来;此外,文化娱乐业作为高收入弹性产业,只有当区域内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居民的物质消费需求得到满足,才会追求精神文化消费,因此在经济发展成熟、居民生活富裕的区域内,文化娱乐服务的需求量大。第四,消费者通常会花费最少的时间与金钱满足最多的消费需求,故一站式的商超场所可凭借其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完善的服务配套设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便捷化的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倾向[39]。第五,一方面,城市区域功能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区域的专业发展方向,使得各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分配与流通并不均匀,直接影响到文化娱乐业发展的物质环境;另一方面,设立开发区、示范区等相关政策倾斜能够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市场管理,对企业预期收益和成本产生作用,从而影响企业区位选择[40]
基于此,将影响因子划分为基础型、发展型和辅助型3类。基础型因子即基础性的城市消费空间,包括人口数量、少年人口占比、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涉及人口因素和区域经济等方面,决定了文娱消费市场及规模,影响区域内文娱消费供给与需求,通过供需机制作用于文化娱乐业热点的空间分布。发展型因子即提升性的城市物质要素,包括道路距离、综合商场、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公交站点、钟楼等,涉及交通因素、商业区位、产业政策等方面,促使文化娱乐业热点形成不同类型的空间对称与等级结构,通过触发机制作用于文化娱乐业热点的空间分布。辅助型因子即助推性的城市物质要素,包括二级商服中心、功能定位等,涉及交通因素、商业区位、产业政策等方面,通过强化机制助推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形成演化。此外,文化娱乐业热点存在个体选址差异,经过个体积累效应形成不同类型的静态空间结构,再经过时间积累效应形成动态空间结构,由此从影响因子、作用机制、作用过程3个方面构建了2010—202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形成机制(图9)。
图9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形成机制

Fig.9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Xi’an

3 结果与讨论

3.1 结果

本文基于2010—202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核密度分析、地学信息图谱方法,借助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从对称和等级视角探讨了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演化规律,揭示了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形成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2010—202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分布由市中心区域向外围呈等级圈层扩散,形成以一环内市中心区域和雁塔区二环南部区域为主核心,二环到三环西南区域、城北与城东地区为不同等级次级核心的“多中心”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电影院/剧院、歌舞厅的空间结构在2010—2020年由点状集聚向片状集聚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向市中心及雁塔区二环南部区域集聚的趋势。
2)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具有明显的对称结构与等级规律。其一,对称结构类型多样,表现出平移对称(斜对称)—平移对称与轴对称—平移对称(曲线对称)与轴对称(斜对称)的演化过程, 空间尺度日益多元;歌舞厅对称结构类型演变呈现平移对称—平移对称和轴对称的格局,空间尺度总体偏小,微观尺度下的平移对称结构长期占有绝对优势。其二,文化娱乐业空间等级结构在2010—2020年规模等级不断提升、结构日益复杂,一环附近市中心区域和雁塔区二环南部区域拥有高规模高等级的完整等级结构,二环到三环西南区域、城东和城北地区等级结构发育不完整,表现较为单一;咖啡吧的等级结构相较于整体明显简单化,仅在一环附近市中心区域经历了完整的等级结构演化过程。
3)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发展演变是交通因素、人口因素、产业政策、区域经济、商业区位等要素耦合作用的结果。基础型因子包括人口数量、少年人口占比、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决定了文化娱乐消费市场及服务对象的规模,通过供需机制作用于文化娱乐业热点的形成发育;发展型因子包括道路距离、综合商场、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公交站点、钟楼等,通过触发机制对热点的空间排列加以引导,促使不同类型文化娱乐业空间对称与等级结构形成;辅助型因子包括二级商服中心、功能定位等,通过强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城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形成与演化。

3.2 讨论

文化娱乐业作为文化产业下的一个重要分支产业,与大众日常需求密切相关,是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重要载体。作为新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支撑点,文化娱乐业已成为西安市经济发展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有力手段[41-42]。因此,谋求城市文化娱乐业优化布局与发展新方向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立足于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化过程,从对称与等级视角出发,以2010—2020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对象,在核密度工具、地学信息图谱方法与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支持下,研究了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演化规律,构建了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揭示了文化娱乐业空间对称与等级结构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基于对称与等级的研究视角在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研究中具有推广价值,为城市文化娱乐业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也为未来文化娱乐业的空间选址与布局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呈现出“内密外疏”的空间分布格局,市中心与雁塔区二环南部区域集聚程度高,并存在对称与等级规律,这与已有研究一致[15-16,19,27]。同时,本文发现交通因素、人口因素、区域经济、商业区位、产业政策等要素共同作用于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形成,这与已有研究亦存在相似之处[16,22-23]。此外,本文将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分为基础型、发展型、辅助型3种,其中基础型因子通过供需机制作用于区域文化娱乐业热点的发育,发展型因子通过触发机制对热点的空间排列加以引导,促使不同类型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形成,辅助型因子通过强化机制助推热点空间结构的形成演化。各类因素相互作用,耦合影响,共同作用于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因此,在未来文化娱乐业的布局优化中,应当注意以下方面:1)文化娱乐业作为市场经济服务业,需要依托一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集聚规模水平,因此应在人口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门槛的基础上,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文化娱乐业热点的形成发育提供良好的基础发展环境。2)城市交通条件、区域商业氛围是文化娱乐业进一步向外扩张和集聚的重要支撑,因此应在强化城市交通路网建设的基础上,丰富文化娱乐服务类型及产品种类,并提高文化娱乐业消费可达性,增加消费者消费机会。3)政策对文化娱乐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各级政府应立足区域文化娱乐业发展基本情况,根据居民消费需求变化及产业结构发展动态,为区域文化娱乐业发展提供诸如税收优惠、低息贷款、财政支持等各项优惠政策与措施,推动区域文化娱乐业优化发展。
本文从对称与等级视角探讨了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空间结构演化规律,揭示了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形成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与理论意义,但还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文对文化娱乐业热点的对称结构识别主要采用主观判定和定量判断相结合的方法,可能会导致热点间“点对称距离”的累积而使提取出的对称结构并不显著,且对称程度也难以测度,无法对影响因素做进一步剖析,因此更为精确的对称结构判断标准和对称程度测度方法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其次,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形成演化应是社会、经济、自然、人口、政策、科技、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本文仅从交通、人口、经济、政策、商业角度分析了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未来应综合多方面影响因素探明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及形成机制。最后,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获得的文化娱乐业POI点与企业实际运营状态有所出入,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对获得数据进行更新,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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