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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patial location relationship and heterogeneity factors betwe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Wuling Mountain area

  • SHEN Ya ,
  • TANG Jianxio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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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Hun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2-01

  Online published: 2024-08-20

Abstract

Based on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650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and 735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were discussed by using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nd gravity center model, and the spatial location relationship was revealed. The heterogeneous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were analyzed with the help of ArcGIS 10.5, location entropy and geographic detector.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has typical non-equilibrium characteristic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significant in “large agglomeration but small dispersion”,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law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prominent in “ring core group-zonal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ance, the disloc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obvious. 2)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referenc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different,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different. The responses of the two to different factors are not only factor comprehensiveness, but also scale difference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3)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region is mo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cultural environment factors,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Different responses to heterogeneity factors are the cause of the disloc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Cite this article

SHEN Ya , TANG Jianxiong . Analysis on the spatial location relationship and heterogeneity factors betwe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Wuling Mountain area[J].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4 , 52(4) : 38 -51 . DOI: 10.15983/j.cnki.jsnu.2024135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作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1],是传统村落的重要文化内核。传统村落作为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 艺术等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2],是非遗的空间载体[3]。非遗是传统村落文化的灵魂,传统村落是非遗诞生和发展的原始土壤,彼此间联系紧密。在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非遗和传统村落保护愈发得到各类主体的重视;另一方面出于逐利思想,对非遗和传统村落的不合理开发问题日趋严重,制约了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背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大对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这标志着国家对非遗和传统村落的保护进入新阶段,也愈发凸显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但当前我国非遗和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存在错位现象[3],对实现中国传统村落非遗保护的目标任务造成现实阻碍。因此,量化区域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错位程度,明晰导致二者产生空间错位关系的异质性因素,推动区域非遗和传统村落的整体性保护和合理性开发,已成为各地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位置关系是人地关系变迁的体现[4]。通过对全国[5-6]、长江经济带[7]、黄河流域[8]、珠江-西江经济带[9]等大中尺度区域的研究发现,非遗的空间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对省市尺度的研究[10-12]发现,经济发达地区、河流缓冲区、平原地区等都可以成为非遗分布的集聚区[13]。此外,也有学者从身体地理学[14]和旅游学等视角,就非遗的价值体系[15]与活化路径[16-17]展开研究。与非遗研究对象选择不同,对于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多是基于苏南[18]、西北[19]、西南[20]、徽州[21]等典型区域展开,并逐渐实现由微观向宏观的拓展[22-24]。受自身脆弱性[25-26]影响,对传统村落的传承保护[27-29]、活化路径[30-33]及可持续发展[34-35]研究也成为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内容。作为传统农耕文明结晶的非遗和传统村落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新时代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一环,对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学术界对于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多侧重于对非遗和传统村落的单方面分析,忽视了非遗与传统村落彼此间的空间位置关系。虽有学者尝试对二者的空间关系进行梳理[3,36],但多从宏观和中观角度展开,且仅是对机理进行探讨,并未对造成这种空间位置关系的具体异质性因素展开分析,缺乏微观角度的分析和对要素的定量刻画。
作为我国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武陵山片区分布着数量众多且特色鲜明的非遗和传统村落。《“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以加强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目标任务,《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加强文物、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保护。武陵山片区分别于2014年、2018年和2019年获批鄂西南、渝东南和湘西3个国家级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对区域内非遗的整体性保护。与多数地区非遗的脱域化保护不同,武陵山片区重视非遗与传统村落之间的联动发展,不仅在城乡之间设立综合传习中心吸收社会各界以及广大乡村地区的文化,同时还深耕基层,重视乡村文化广场和传习所的建设。以最新设立的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湘西州依托村落本身的非遗文化已先后在吉首市寨阳乡坪朗村、永顺县大坝乡双凤村、保靖县夯沙乡吕洞村、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等传统村落设立非遗文化传习所,为促进区域非遗和传统村落的联动发展,避免非遗的脱域化保护提供空间联络。虽然并非所有非遗都依托传统村落名录中的村落而存在,二者在空间上可能存在错位关系,但在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两种资源的人文内涵与旅游价值,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化保护共存,对促进片区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打造独具武陵山片区地方特色的旅游城镇化发展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通过揭示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位置关系,探究影响二者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有助于了解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的位置偏好,对推动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的挖掘与申报、制定因地制宜的保护性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从地理学角度出发,重点关注武陵山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二者的空间位置关系,并尝试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导致二者产生空间错位关系的异质性主导因素,以期进一步丰富非遗和传统村落的地理学研究成果,为促进非遗和传统村落的传承保护与活化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案例地选择

武陵山片区位于我国二、三级阶梯过渡地带,气候上雨热同期,是我国最为典型的“老少边穷山”地区,片区范围内世居苗族、回族、侗族、土家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约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8,文化底蕴深厚,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复杂性与空间异质性使得区域范围内形成大量独具特色的非遗及传统村落。截至2021年,片区共有国家级非遗126处、省级非遗524处,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古村落735处,是中国重要的非遗及传统村落聚集地。二者以当地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为基底,为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蒙上极富地方特色的传奇色彩,以武陵山片区71个县为研究案例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提取武陵山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的地理坐标,借助核密度分析识别二者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利用重心模型定量刻画二者在空间上的位置关系。运用区位熵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异质性因素对武陵山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位置关系的影响。

1.2.1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可以用来计算点要素或线要素在周围空间中的密度,通过核密度分析可以直观地表征非遗和传统村落在空间上的集聚或分散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fn(x)= 1 n h i = 1 nk x - x i h
式中:x1,x2,…,xn为总体分布密度函数中的独立同分布样本;fn(x)为在某点x处的估计值;k x - x i h为核函数;h(h>0)为带宽;x-xi为估计点x到样本xi处的距离。

1.2.2 重心模型

重心模型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各要素重心移动的规律和差异,从而体现不同要素在空间上的错位程度[37]。为具体表征武陵山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错位关系,分别提取非遗和传统村落的地理坐标,并计算二者空间分布的重心,就其与片区整体和所属四省市的几何重心进行比较。其计算公式为
X= i = 1 n q i x i i = 1 n q i,Y= i = 1 n q i y i i = 1 n q i
式中:XY分别表示空间内某属性分布重心的经纬度;xiyi分别表示次一级空间范围的经纬度;qi为属性值。

1.2.3 区位熵

区位熵可以反映要素在不同空间范围内数量上的相对优势[13]。熵值大于1,说明次级研究区域内要素数量高于整体研究区域的平均水平;熵值等于1,说明次级研究区域要素数量与整体平均水平一致;熵值小于1,说明次级研究区域要素数量低于整体平均水平。为判断武陵山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情况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响应,以明晰地理异质性因素对二者空间分布的影响,本文引入区位熵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R=\frac{p_{i}}{\sum_{i=1}^{n} p_{i}} / \frac{m_{i}}{\sum_{i=1}^{n} m_{i}}$
式中:R为次级研究区域内某一要素数量相对整体研究区域平均水平的优劣程度;pi为各次级研究区域要素数量;mi为各次级研究区域面积;i=1,2,…,n为次级研究区域序号。

1.2.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规避了传统统计方法处理变量的局限,在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机理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38-39]。为具体探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武陵山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位置关系的影响,本文引入地理探测器模型,其计算公式为
q=1- h = 1 L N h σ h 2 N σ 2
式中:q为自变量的探测力度值,取值范围为[0,1],q值越接近1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空间异质性相关度越高、响应度越强,当q=1时说明二者空间异质性完全相关,当q=0时说明二者空间异质性完全不相关;Nh σ h 2表示层h的单元数和方差;Nσ2表示整体的单元数和方差;h=1,2,…,L为自变量或因变量的层数。
武陵山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文化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自然、经济和社会等环境影响[40],可以说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位置关系是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因此,依据前人研究成果[6,27,41-43],本文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选取8个因子来具体探测异质性因素对二者空间位置关系的影响。
自然环境因素是武陵山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位置关系形成的本底。地势地貌的发育过程缓慢,一旦形成在短时间内较难发生大幅度改变,而非遗和传统村落立足于自然环境,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发展并传承下来,地势地貌成为影响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位置关系形成的基础[6],本研究选择海拔(X1)、坡度(X2)和地形(X3)3个影响因子表征地势地貌的异质性对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位置关系的影响。水文水系直接影响人类对生活环境的选择[6],尤其在古代,水资源几乎成为人口聚集形成聚落的决定性因子,在非遗和传统村落形成阶段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将与河流之间的距离(X4)作为水文水系方面的表征。
人文环境因素是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位置关系演化的关键,本文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选择4个影响因子。经济发展会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需求,从而对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趋势产生影响,是推动二者空间位置关系演化的动力[3],本文选择GDP(X5)和人均可支配收入(X6)作为表征各县(市区)经济发展情况的异质性影响因子。社会进步既包括人的发展也包括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口质量的提高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会对非遗文化交流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扩大非遗的影响范围;而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完善尤其是现代化交通的发展则不利于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成为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位置关系演化的关键,本文选择城镇化率(X7)和交通(X8)作为表征社会进步的影响因子。

1.3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武陵山片区71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地形地貌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河流水系数据提取自DEM数据集;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2021年各省市县区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及前瞻数据库(https://d.qianzhan.com/);交通数据来源于Open Street Map;县级行政中心、非遗和传统村落位置来源于百度地图API坐标拾取系统;非遗名录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s://www.ihchina.cn)和各省市县政府网站,传统村落名录来源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公布的名单。

2 空间分布特征与错位关系

2.1 空间分布特征

通过百度地图API坐标拾取系统获取武陵山片区五批国家级(126处)和省级(524处)非遗及传统村落(735处)坐标。对片区非遗空间分布密度进行分析(图1a)可知:非遗呈现出团块状层级式分布特征,包括1个高密度核心区、1个次高密度核心区和多个小核心区。以保靖、吉首为中心的县级交界处所形成的月牙形高密度核心区辐射范围最广,北至永顺、南至麻阳、东至沅陵、西至沿河及酉阳之间,成为“一点带三省(市)”的重要核心区。以来凤和龙山交界处形成的次高密度核心区与以恩施市和宣恩县交界处形成的小核心区为典型,呈散点状分布在片区四周,与高密度核心区形成“众星拱月”的格局。总体来看,非遗在片区中西部集聚,整体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
图1 非遗与传统村落的核密度分布图

Fig.1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密度进行分析(图1b)可知:传统村落的集聚分布特征明显,形成1个高密度核心区、1个次高密度核心区和1个条带状小核心区。位于保靖、花垣、凤凰、吉首交界处的高密度核心区与以龙山为核心的次高密度核心区相接向外辐射,北至宣恩、东至永定、西南至石阡,三点与高密度核心区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Y形辐射区。条带状小核心区呈东北—西南走向分布于怀化市境内,这一区域范围是武陵山片区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世居于此,形成数量广泛且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村落,加之该区域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相较于地势平坦地区更不易受外界干扰,村落原始风貌因此得以沿袭,在空间上形成传统村落集聚的小核心区。总体上,核心区与小核心区表现出“环核群-带状区”的空间分布状态。

2.2 空间错位关系

非遗和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错位关系。为定量研究武陵山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错位特征,利用重心模型分别计算片区整体及四省市非遗重心、传统村落重心和几何重心坐标,并对三者之间的偏移距离(表1)和相对位置(图2)进行探讨。
表1 非遗与传统村落的重心错位

Tab.1 Center of gravity dislocation betwe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地区 非遗重心 传统村落重心 几何重心 重心偏移距离/km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非遗-村落 非遗-几何 村落-几何
片区 109.44 28.67 109.51 28.25 109.63 28.41 46.692 5 35.593 3 22.086 9
湖南 110.17 28.03 110.03 27.88 110.35 27.86 23.026 8 27.501 9 35.498 1
湖北 109.88 30.20 109.44 29.94 109.95 30.26 56.767 9 10.156 4 66.776 8
重庆 108.43 29.31 108.72 28.99 108.34 29.34 48.242 1 10.594 0 57.498 2
贵州 108.24 28.04 108.34 27.93 108.31 27.99 16.002 7 9.778 0 7.129 0
图2 非遗与传统村落的空间错位

Fig.2 Spatial dislocation betwe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武陵山片区非遗重心(109.44°E,28.67°N)位于保靖,几何重心(109.63°E,28.41°N)位于非遗重心东南的花垣,传统村落重心(109.51°E,28.25°N)位于几何重心西南的凤凰;非遗重心与传统村落重心之间的偏移距离(46.692 5 km)>非遗重心与几何重心之间的偏移距离(35.593 3 km)>传统村落重心与几何重心之间的偏移距离(22.086 9 km)。
分省市来看,湖南三重心皆位于怀化境内,几何重心(110.35°E,27.86°N)位于溆浦,非遗重心(110.17°E,28.03°N)位于几何重心西北的辰溪,传统村落重心(110.03°E,27.88°N)位于几何重心偏西的麻阳,三者呈近似等腰三角形状分布;重心偏移距离的大小关系与片区整体正好相反,即传统村落重心与几何重心之间的偏移距离(35.498 1 km)>非遗重心与几何重心之间的偏移距离(27.501 9 km)>非遗重心与传统村落重心之间的偏移距离(23.026 8 km)。
湖北三重心皆位于恩施州境内,三者连线呈东北—西南走向,自东北向西南依次为位于建始的几何重心(109.95°E,30.26°N)、位于恩施市的非遗重心(109.88°E,30.20°N)和位于宣恩的传统村落重心(109.44°E,29.94°N);三者之间偏移距离差距明显,传统村落重心与几何重心之间的偏移距离(66.776 8 km)>非遗重心与传统村落重心之间的偏移距离(56.767 9 km)>非遗重心与几何重心之间的偏移距离(10.156 4 km)。
重庆三重心连线与湖北垂直,自西北向东南依次为位于彭水的几何重心(108.34°E,29.34°N)和非遗重心(108.43°E,29.31°N)以及位于酉阳的传统村落重心(108.72°E,28.99°N);三者之间偏移距离差距与湖北相似,即传统村落重心与几何重心之间的偏移距离(57.498 2 km)>非遗重心与传统村落重心之间的偏移距离(48.242 1 km)>非遗重心与几何重心之间的偏移距离(10.594 0 km)。
贵州几何重心(108.31°E,27.99°N)、传统村落重心(108.34°E,27.93°N)、非遗重心(108.24°E,28.04°N)皆位于思南境内;三者虽存在西北—东南的空间错位现象,但重心偏移距离为各省市间最小,非遗重心与传统村落重心之间的偏移距离(16.002 7 km)>非遗重心与几何重心之间的偏移距离(9.778 0 km)>传统村落重心与几何重心之间的偏移距离(7.129 0 km)。
综上,不论是片区整体还是各省市,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都存在显著的错位关系。对比发现:湖北空间错位现象最为明显,贵州错位最小,各省市之间错位关系差距大。

3 异质性因素分析

武陵山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是在适应区域特殊地理环境和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优化选择和自我调节的结果。片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会对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错位关系产生影响。

3.1 自然环境是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错位关系形成的本底

3.1.1 地势地貌

片区内武陵山、雪峰山、方斗山、佛顶山等山脉贯穿其中,复杂的地势地貌对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格局产生显著影响。通过对海拔、坡度、地形与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耦合发现,二者对地势地貌的响应存在差别,非遗对地势地貌环境适宜度的要求高于传统村落。根据前人研究成果[39,44]并结合片区实际对海拔和坡度进行划分,由区位熵结果(表2)可知,非遗集聚分布于海拔<400 m、坡度<10°的平缓坡低海拔地区(图3a、3c),传统村落集聚分布于海拔400~800 m、坡度<20°的斜缓坡中等海拔地区(图3b、3d)。武陵山片区地貌类型包括平原、台地、丘陵、小起伏山、中起伏山、大起伏山6类。片区中部呈狭长带状分布的平原和呈块状分布在境内湖南中部、南部及贵州西部的丘陵地区是非遗空间分布的绝对优势区(图3e)。传统村落除在平原地区形成空间分布的高密度核心区外,还在台地和小起伏山地区形成空间分布的次高密度核心区(图3f),这主要归因于传统村落的延续传承需要相对独立的环境,山脉可以形成天然的屏障对外来文明的冲击产生阻隔。
表2 非遗与传统村落对地势地貌的响应

Tab.2 The respons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to topography

地势地貌 分级 非遗区位熵 传统村落区位熵
海拔/m <400 1.992 2 0.942 6
400~800 0.975 4 1.349 8
800~1 200 0.447 3 0.785 6
1 200~1 600 0.148 5 0.394 0
>1 600 0.144 1 0.127 4
坡度/(°) <10 2.176 1 1.000 1
10~20 0.981 1 1.084 5
20~30 0.451 6 0.967 0
30~40 0.289 3 0.867 7
>40 0.209 6 0.927 0
地形 平原 8.940 4 1.749 5
台地 3.070 8 1.402 4
丘陵 1.334 0 0.831 8
小起伏山 0.582 0 1.335 3
中起伏山 0.195 0 0.658 3
大起伏山 0.160 6 0.426 1
图3 非遗与传统村落对自然环境的响应

Fig.3 Respons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to natural environment

3.1.2 水文水系

水源距离对非遗和传统村落的形成及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分析发现,非遗和传统村落都具有按河流镶嵌分布的特征(图3g、3h)。从流域角度看,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分布错位关系显著。非遗空间分布优势地区主要集中在乌江水系和长江干流水系流域范围内:乌江水系流域面积占片区总面积的23.95%,包含162处非遗,密度为0.003 9/km2,区位熵为1.040 7,分布数量略高于片区平均水平;长江干流水系流域面积占片区总面积的15.87%,有非遗127处,密度为0.004 7/km2,区位熵为1.230 9,分布数量明显高于片区平均水平。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优势地区主要集中在洞庭湖水系,其流域面积占片区总面积的59.79%,有533处传统村落,密度为0.005 2/km2,区位熵为1.212 8,分布数量高于片区平均水平。水资源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更是对外交流的重要渠道。因此,出于文化交流和村落延续的考虑,河流缓冲区内通常是更为理想的非遗传承地和传统村落选址地。

3.2 人文环境是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错位关系演化的关键

3.2.1 经济发展

非遗和传统村落的发展与地区经济水平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其空间分布会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从整体来看,武陵山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对经济环境的响应差异性明显(图4a~4d)。以GDP衡量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非遗空间分布最集聚地区为GDP<100亿元的泸溪、永顺、五峰等县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地区为GDP在200亿元~250亿元的永定、溆浦、酉阳等县域(表3)。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优势地区完全相反:非遗的空间分布优势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持续缓慢上升;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优势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持续缓慢下降,二者悖逆关系突出(表3)。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值区大多分布在古丈、龙山、花垣等多山地起伏的交通不便地区,与外界交流阻力大,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落后。非遗因受对外交流条件的限制而受阻,但传统村落的延续主要依赖于与世隔绝的环境,因此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低值区形成了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高密度核心区。
图4 非遗与传统村落对人文环境的响应

Fig.4 Respons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to humanistic environment

表3 非遗与传统村落对人文环境的响应

Tab.3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respons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o humanistic environment

人文环境 分级 非遗区位熵 传统村落区位熵
GDP/亿元 <100 1.363 7 0.352 8
100~150 0.935 5 0.243 3
150~200 0.835 7 0.205 4
200~250 0.962 9 0.812 8
250~300 0.944 2 0.525 2
>300 0.783 9 0.480 1
人均可支配 <2 0.953 7 1.389 6
收入/万元 2~2.5 1.003 1 0.877 2
2.5~3 1.028 2 0.727 4
>3 1.160 1 0.513 0
人口城镇化率 <30% 0.504 8 0.855 7
30%~40% 0.946 1 0.690 4
40%~50% 1.055 4 1.138 9
50%~60% 1.046 3 1.101 1
>60% 1.317 8 0.981 4

3.2.2 社会进步

以人口城镇化率作为判断标准,武陵山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对城镇化率的响应有所差别(图4e、4f)。人口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优势总体上高于人口城镇化率较低地区(表3),这主要与区域旅游业发展有关。通过与旅游业发展水平拟合发现,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优势地区与旅游业优质发展地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似性。非遗和传统村落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二者的挖掘、开发与保护和旅游业发展相辅相成,武陵山片区作为典型的旅游城镇化地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会对城镇化率产生响应。但与非遗不同,城镇化率超过50%后,尤其是在吉首、冷水江等县级市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优势开始降低(表3),这主要是因为过度的城镇化发展加快了城乡生产要素流动,造成传统村落与城镇化同化发展,不利于传统村落的活化传承。
相较于城市,县级地区交通条件制约县域发展,不同县域交通通达度存在空间异质性,对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格局演化产生影响。以片区公路为主轴,对非遗和传统村落与公路间距离进行缓冲区分析,结果显示非遗沿交通线镶嵌分布,传统村落与交通便利程度悖逆关系明显(图4g、4h)。一级公路连接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线路长、交通通达度高,因此为表征交通通达性对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以一级公路为设置缓冲区的对象,其1 km、3 km、5 km缓冲区范围内分布的非遗分别占总数的57.85%、80.92%、85.08%;传统村落分别占总数的8.98%、20.54%、31.16%。将交通线与片区地形叠加分析发现,一级公路主要分布在平原、山脉鞍部及山谷地区,此类交通通达度高的地区明显是非遗分布的高密度地区,而传统村落与之相反。交通上的便利有利于文化的交流,能够更好地促进非遗的诞生和发展;交通上的限制会减少传统村落与外界的联系,有利于村落原始面貌和传统习俗的保存。

3.3 主导因素辨析

为探究武陵山片区不同尺度下影响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异质性因素,利用地理探测器测定各影响因子与空间分布格局的关联性,并对主导因素进行辨析。结果显示:武陵山片区整体、湖南、重庆和贵州非遗的空间分布受人文环境的影响大于自然环境,湖北受二者影响均不显著;片区整体和湖南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受自然环境影响突出,贵州受人文环境影响突出,湖北、重庆显著受到二者的共同影响(表4)。
表4 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Tab.4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影响
因素
整体 湖南 湖北 重庆 贵州
非遗 传统村落 非遗 传统村落 非遗 传统村落 非遗 传统村落 非遗 传统村落
X1 0.169 9** 0.140 8* 0.227 0* 0.176 5* 0.552 4*
X2 0.162 8** 0.170 3** 0.354 2***
X3 0.331 9** 0.416 8* 0.894 5***
X4 0.423 2*** 0.708 3*** 0.517 6** 0.731 5*** 0.766 4*
X5 0.284 0** 0.296 2** 0.841 3** 0.568 5*
X6 0.271 5*** 0.300 9** 0.245 2* 0.828 3* 0.991 9*** 0.572 6* 0.598 5*
X7 0.121 9*
X8 0.799 4*** 0.505 2*** 0.880 4*** 0.762 4**

注:*、**和***分别表示在P<0.10、0.05、0.01水平上显著。

3.3.1 武陵山片区整体尺度

由因子探测q值可知,武陵山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不是与某一因素相关,而是受区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综合影响。依据对因子解释力强弱的划分[45-46],人文环境因素是影响片区整体非遗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交通便利程度是主导(q=0.799 4);自然环境因素是影响片区整体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与河流距离是主导(q=0.708 3)。基于文化产业与交通系统的相关关系[47],非遗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现代交通快速发展引起的空间压缩影响,非遗间的交流传播和创新发展能力不断增强[48],尤其受非遗空间可移动性的影响,武陵山片区非遗传承人渴望打破封闭环境对外进行文化传播,其空间流动意愿不断增强,区域交通发展对非遗空间分布产生的影响不断强化,逐渐成为影响其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与非遗在空间上的可移动性不同,传统村落自诞生起就确定了在空间上的具体位置,因此古村落选址条件会对传统村落当前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早期,武陵山片区生产力及科技水平低下,农业生产成为当地居民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支撑,农事活动的亲水性使得片区内古村落居民在空间上择水而居,进而一步步传承演化为当今的传统村落,离河流的距离成为影响片区整体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

3.3.2 分省市尺度

武陵山片区范围内四省市非遗和传统村落受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存在尺度差异和空间差异。受片区所辖面积大小影响,境内湖南分片区面积最大,自然和人文环境差异性显著,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明显多于湖北、重庆和贵州,且主导因素与片区整体相似:影响非遗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为交通便利程度(q=0.880 4),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为与河流之间的距离(q=0.731 5)。
湖北非遗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响应均未通过p检验,但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会受到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共同影响,其中GDP起到主导作用(q=0.841 3)。境内湖北分片区所辖范围为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全洲及秭归、长阳、五峰三县,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低值区,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使得传统农事生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传统村落作为载体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保存,对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产生直接影响。
影响重庆非遗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q=0.828 3)。境内重庆分片区多为少数民族自治县,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非遗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文旅产业成为区域发展的龙头,其发展带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为非遗的挖掘、延续和活化提供资本支撑,对区域范围内非遗的空间分布格局产生影响。重庆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主导(q=0.991 9),同时地形地貌也具有极强的解释力(q=0.894 5)。重庆所辖范围地形复杂程度高,传统村落布局有天然的优质自然环境偏好,受崎岖地形影响,村落之间联络较少,与外界交往活动开展困难,自然环境良好且有一定天然屏障地区成为重庆传统村落分布密度高值区。
贵州非遗的空间分布受交通(q=0.762 4)、人均可支配收入(q=0.572 6)和海拔(q=0.552 4)的共同影响,并以交通为主导;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受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GDP(q=0.568 5)与人均可支配收入(q=0.598 5)的解释力大体相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贵州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同时受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但由上文具体因素分析可知二者之间存在悖逆关系。

4 结论

本研究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重心模型等方法探讨了武陵山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了二者的空间错位关系;运用区位熵和地理探测器具体分析了片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1)武陵山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呈非均衡态势,二者空间错位关系明显。非遗在空间上呈团块状层级分布,在片区中西部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传统村落的空间集聚特征突出,“环核群-带状区”的空间分布规律显著。片区整体及四省市非遗重心、传统村落重心和几何重心的错位程度有所差异,湖北空间错位显著性最大,贵州最小。
2)非遗和传统村落存在不同的空间偏好。非遗偏好分布在低海拔、平缓坡、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交通通达度较好的平原地区;传统村落偏好分布在中等海拔、斜缓坡、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交通相对闭塞的有地势起伏地区。二者虽都有较为明显的亲水性特征,但从具体河流流域来看,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错位关系明显。
3)非遗和传统村落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响应既表现出明显的要素综合性,又展现出突出的尺度差异性及空间异质性。武陵山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受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不同尺度范围内、同一尺度不同地区之间非遗和传统村落响应的环境因素数量及强度存在明显差别。总体来说,非遗的空间分布受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更大;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更为复杂,片区整体和湖南主要受自然环境影响,贵州主要受人文环境影响,湖北、重庆受两方面影响的程度相近。由此可见,受不同影响因素的驱动,非遗和传统村落空间错位关系显著。
囿于数据获取的局限性,本文在探讨人文因素对武陵山片区非遗和传统村落的影响时选取县级数据为表征,未来可从更小尺度精细化探讨人文因素对非遗和传统村落在空间位置关系上的影响;因统计数据不全,历史文化方面影响因素的选取有所缺失,后续可开展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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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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