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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52 >Issue 4: 52 - 65

DOI: https://doi.org/10.15983/j.cnki.jsnu.2024104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分析———以湖南武陵山片区为例

  • 唐健雄 , * ,
  • 吕悦 ,
  • 马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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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唐健雄,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经济与旅游地理研究。E-mail:

Copy editor: 程琴娟

收稿日期: 2023-08-28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8-20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1BGL149)

收起

Analysis of spatial misalignment between the quality and scal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 TANG Jianxiong , * ,
  • LYU Yue ,
  • MA Meng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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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Hun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8-28

  Online published: 202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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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模型和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湖南武陵山片区2011—2021年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其中质量增速快于规模,但规模整体高于质量;空间上,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均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分异格局,武陵源、永定和凤凰作为质量-规模“双高区”成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领头羊”。2)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存在空间错位现象,空间错位程度以2015年为节点呈先降后升态势;空间错位方向由以规模优先的正向错位区为主转变为以质量优先的负向错位区为主;空间错位等级由高到低呈现“金字塔”结构,低错位区数量占比始终保持在50%以上。3)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旅客周转量和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产生负向影响,旅游人口密度对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产生正向影响。

关键词： 旅游城镇化; 时空演变; 空间错位; 武陵山片区

本文引用格式

唐健雄 , 吕悦 , 马梦瑶 . 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分析———以湖南武陵山片区为例[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 52(4) : 52 -65 . DOI: 10.15983/j.cnki.jsnu.2024104

Abstract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misalign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scale in the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from 2011 to 2021 using the center of gravity model, spatial misalignment index, and econometric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quality and scale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the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are generally on the rise, with the quality growth rate faster than the scale, but the overall scale is higher than the quality.In space, the quality and scal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show a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high in the northeast and low in the southwest”. Wulingyuan, Yongding and Fenghuang, as “double high areas” of quality and scale, have become “lead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2) There is a spatial mismatch between the quality and scal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the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the degree of spatial mismatch shows a trend of first decreasing and then increasing with 2015 as the node.The direction of spatial displacement has shifted from a scale first positive displacement area to a quality first negative displacement area.The level of spatial misalignment presents a pyramid structure from high to low, with the proportion of low misalignment areas consistently remaining above 50%.3) Per capita GDP,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ratio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passenger turnover, and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quality and spatial mismatch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while tourism population densit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quality and spatial mismatch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Key words： tourism urbanization;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spatial dislocatio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旅游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典型发展模式之一,逐渐成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高居民幸福水平并推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质量与规模是衡量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两个主要方面,能够客观反映区域旅游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困于“重规模轻质量”的粗放增长模式,许多旅游导向型城镇面临产业升级缓慢[1]、资源环境恶化[2]、社会矛盾增多[3]等风险,若不转变发展方式,或将引发更为严重的空间冲突,进而影响城镇化进程。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主线推动旅游开发向集约型转变,由此可见旅游业与城镇化的发展特征与诉求很大程度上反映在较为滞后的质量层面。因此,厘清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关系,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并最终实现质量与规模协同共进是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旅游城镇化是旅游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Mullins[4]最早提出旅游城镇化的概念,国内学者黄震方等[3]、葛敬炳等[5]对旅游城镇化问题进行了初探。质量与规模作为旅游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也持续受到关注,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旅游城镇化质量。学者们关注旅游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6]、人居环境[7]、交通改善[8]和公共服务[9]等多方面的宏观和微观发展质量,认为可持续的旅游城镇化应以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综合效益为价值取向。二是旅游城镇化规模。在旅游业驱动城镇化发展所引起的经济、人口和空间变化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旅游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主导典型旅游城市的经济增长、人口集聚和空间扩张[10⇓-12]。三是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关系。学者们聚焦于旅游城镇化进程中质量与规模的某个维度或多个维度间的关系,如旅游规模-民生改善-生态环境[13]、旅游经济规模-就业效应 [14]、旅游产业集聚-城乡收入差距[15]、旅游经济规模-交通发展[16]、游客规模-城市景观[17]等,研究发现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在一定发展阶段存在着协同互促关系。
综上,在研究内容上,相关研究主要从单一维度探讨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关系;本文通过不同视角构建综合评价体系,能够全面、综合反映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发展状况,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在研究方法上,以往研究普遍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反映要素间的协调状况,这容易忽略要素间的空间不均衡现象;本文采用空间错位模型从同步和错位双重视角进行审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系统要素间的协同发展关系。在研究区域上,相关研究更多关注旅游经济发达区域和典型旅游城市,对县域和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关注不足。鉴于此,本文以湖南武陵山片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错位模型和计量模型等勾勒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错位格局及驱动因素,在理论层面拓展旅游城镇化系统研究视角、丰富旅游城镇化系统研究内容;在实践层面有利于精确指导区域旅游产业和其他要素的科学配置,从而推进片区旅游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1 理论分析

旅游城镇化是指旅游发展带动人口、资本和物质等生产力要素向旅游依托地区积聚和扩散,从而带动城市地域不断推进和延伸的过程,包括城市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两方面内容[18]。旅游城镇化质量是指既定城镇化数量下旅游产业发展所能满足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和生态需求的优劣程度[19]。旅游城镇化规模侧重于从数量角度衡量城镇发展,是处在旅游业驱动下的地域延伸、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过程[20]。
首先,旅游城镇化规模扩张是质量提升的必要准备,旅游城镇化质量提升是规模扩张的必然结果,旅游导向型城市经历了规模扩张后必然会向质量提升转变;其次,旅游城镇化发展必然存在一个质与量的平衡,只有找准不同时期的平衡点,考虑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需求,城市才能实现健康有益发展。
旅游城镇化规模的合理扩张为质量提升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引导城镇有序发展。首先,城镇地域的有序延伸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撑;其次,旅游产业合理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能够为劳动力聚集、配套服务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提供增长极[21];最后,人口适当流入与均衡增长能够优化劳动力年龄结构,方便资本、知识和技术的区域流动,使城镇发展充满活力。旅游城镇化质量的有序提升又反过来为规模扩张提供驱动力,如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了旅游吸引力和附加值,能够吸引流动人口并增加旅游收入;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能够推进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并吸纳服务岗位就业;旅游生态价值挖掘能够创造生态经济、增加生态岗位并优化城镇布局[22]。综上,随着城镇人口、空间和经济要素的不断升级,城市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发展经验不足引致的城镇规模无序扩张则会对城镇发展产生一系列负外部性影响,如旅游地产过热投资和旅游用地盲目扩建造成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的浪费;以产值和经济效益优劣为首要标准的片面性发展引致旅游产业过度集聚和区域承载力超负荷[21];原有户籍制度不能适应新形势而衍生出居住、就业、治安等社会问题[2-3]。在这种情境下,环境卫生、产业配套、公共服务等综合承载能力与城市规模不匹配,旅游城镇化陷入质量滞后的错位状态并制约城镇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由数量型特征向人的发展、资源环境、城乡关系等质量型特征转变并最终趋向协同发展是未来旅游城镇系统的演进方向,也是旅游城镇化良性运行的根本所在(图1)。
图1 旅游城镇化质量和规模协同发展理论框架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scale

2 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地处湖南西北部,与湖北、贵州、重庆相邻,是典型的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山区(图2)。该片区地理环境独特,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截至2021年底,片区共有1处世界文化遗产、2处世界自然遗产、2处世界地质公园和53家4A级以上景区,是湖南乃至全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受地理位置限制,该片区长期以来发展质量不高、经济滞后、城镇化进程缓慢等问题突出,2011年城镇化率仅为34%。在此背景下,片区积极谋求转型发展,在加大旅游政策资金支持的同时把旅游业定为转型发展的战略支柱产业和脱贫攻坚的第一产业。经过多年发展,片区旅游总人次从2011年的6 751万人次增至2021年的2.1亿人次,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从2011年的36%增至2021年的80%,旅游业已成为区域巩固脱贫成果、推进融合发展的先行产业。在旅游业驱动下,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截至2021年底,片区城镇化率增至47%,人均GDP从16 663万元增至36 459万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3.33%降至2.20%。
图2 湖南武陵山片区概况

Fig.2 Overview of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2.2 研究方法

2.2.1 重心模型

重心模型主要用来刻画属性空间分布重心的变化轨迹。本文采用重心模型从宏观尺度上揭示旅游城镇化质量和规模的错位现象,具体计算公式为
XT= ∑ i = 1 n ( T i × X i ) ∑ i = 1 n T i,
YT= ∑ i = 1 n ( T i × Y i ) ∑ i = 1 n T i。
式中:XT、YT表示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或规模重心分布的横、纵坐标;Xi、Yi为i县(区、市)重心的横、纵坐标;Ti为i县(区、市)旅游城镇化质量或规模指数。

2.2.2 空间错位模型

空间错位模型是空间错位理论中基于微观层面来揭示要素之间不协调发展状态的模型方法。本文引入空间错位理论探讨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不均衡关系,具体计算公式为
$I_{i}=\frac{1}{S_{i}}\left[\left(\frac{Q_{i}}{Q}\right) S-S_{i}\right] \times 100$
$R_{i}=\frac{1}{t} \sum_{i}\left[\left|I_{i}\right| / \sum_{i=1}^{n}\left|I_{i}\right|\right] \times 100 \%$
式中:Ii为i县(市、区)的空间错位指数;Qi和Si分别为i县(市、区)的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指数;Q和S表示该属性值研究单元总和;Ri为空间错位贡献率;t为研究年份。Ii绝对值大小反映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分异程度,其绝对值越大,二者的错位现象越显著。

2.2.3 面板Tobit模型

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指数绝对值为[0,1.5],因变量为受限变量,适合构建Tobit模型来识别二者空间错位程度的影响因素。其模型表达式为
|Iit|=β0+ ∑ j = 1 6βjXj,it+εit,
式中:Iit为i县(市、区)t年度的空间错位指数;β0为常数项;t为年份;Xj,it为自变量;βj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

2.3 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前人研究[23-24],基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理念构建旅游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表1)。第一,生产发展。旅游业凭借需求关联和产业融合效应为优化城镇产业结构、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经济支撑[25]。因此,从经济水平、旅游产业结构、城乡均衡等方面选取6项指标反映城市系统的旅游产业状况和经济功能。第二,生活质量。旅游产业借助空间移动性有效实现城乡互动,推进旅游公共服务建设和基础设施改善[20]。基于此,从资源、医疗、教育、交通等方面选取7项指标反映城市系统的服务功能。第三,生态质量。旅游业通过休闲景区、游憩公园等资源的多元化开发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性开发推动城镇的环境治理能力提升[25]。基于此,从生态保护、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选取5项指标反映城市系统的环境功能。
表1 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quality and scal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属性
旅游城镇化质量 生产发展 旅游总收入增长率 %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
人均旅游收入 元 +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元 +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
旅游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
生活富裕 3A级以上旅游景区数量 个 +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
城镇普通中小学生数量 人 +
旅游从业人员数量 人 +
城镇公共文化设施数量 家 +
旅客周转量 万人·km +
旅游科技创新投入 万元 +
生态良好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城镇污水处理率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自然保护区数量 个 +
森林覆盖率 % +
旅游城镇化规模 经济规模 旅游产业集聚 % +
旅游经济密度 万元/km2 +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 +
人口规模 旅游人口密度 万人次/ km2 +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 +
城镇人口密度 人/ km2 +
土地规模 建成区面积占比 km2 +
城镇人均道路面积 m2 +

注:“+”表示正向指标;“—”表示负向指标。

城镇化规模不仅要涵盖人口数量,还要反映地域范围和经济状况[26],通常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建成区面积占总面积比重和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进行表征[27]。在此基础上,参考已有学者对旅游城镇化人口、土地和经济过程的阐释来构建旅游城镇化规模指标体系。首先,旅游业凭借高市场化和强关联性形成产业集聚,获得经济效益,推动第三产业从引导产业转向主导产业并促进城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20]。因此,从旅游产业集聚[21]、旅游经济密度[28]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3个方面构建经济规模指标。其次,旅游业凭借吸引力扩大客源规模,也通过强关联性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待业人员和外来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由此扩大人口密度,增加人口数量[18,20]。基于此,从旅游人口密度[28]、人口密度和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3个方面构建人口规模指标。最后,旅游业通过增加旅游设施用地和城镇用地 [22]、减少耕地和林地[29]等改变城镇空间结构[18,20],推动城镇要素内部重组。由于无法获得精确的旅游用地数据,本文参考前人成果筛选“人均道路面积”和“建成区面积占比”来表征土地规模 [30-32]。
为降低指标集信息重叠对系统评价结果的影响,运用Pearson分析法剔除Pearson相关系数绝对值大的两个指标中相对不重要的指标。r0是指标筛选的阈值,r0越大,指标间的信息重叠降低得越彻底,但剔除指标的数量过多也会不利于综合评价的全面性,本文借鉴已有研究[33],取r0=0.7。

2.4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选取湖南武陵山片区下辖的35个县(市、区)为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于2011—2022年《中国县城建设统计年鉴》、湖南武陵山片区各县(市、区)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为了提高综合指数测算的科学性,本文采用熵值法测算指标权重。

3 结果分析

3.1 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发展水平评价

将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指数划分为低质量/小规模(≤0.060)、较低质量/较小规模(>0.060~0.120)、中等质量/中等规模(>0.120~0.180)、较高质量/较大规模(>0.180~0.240)和高质量/大规模(>0.240)5个等级。总体来看(图3),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增速快于规模增速,但规模指数(57.805)整体高于质量指数(47.611)。
图3 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分异格局

Fig.3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the quality and scal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for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2011—2019年,旅游城镇化质量水平从0.082升至0.160,发展态势良好;2020年受疫情影响,质量水平停滞于0.160;2021年,旅游产业有所复苏,质量水平缓慢提升至0.163。具体来看:2011年,较高质量县域仅有凤凰,中等质量县域包括武陵源、永定、慈利、芷江和溆浦,保靖、古丈、龙山等29个县域处于较低和低质量水平;2021年,伴随着旅游城镇化提质升级,低质量县域消弭,武陵源、永定和凤凰成为高质量县域,吉首、新化等6个县域迈入较高质量县域,中等质量县域增至15个,中等及以上质量县域占比达68.57%。空间上,旅游城镇化质量始终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分异格局,保靖、古丈等县域旅游资源相对缺乏,经济实力及基础设施落后,旅游城镇化发展处于“边缘离群”状态,成为“低洼地”纵贯于片区西南部;武陵源和永定通过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县域联动发展,使得中等及以上质量县域在片区北部汇聚和延伸;片区东部靠近长株潭城市群,地缘优势明显,再加上各项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倾斜,集聚形态不断延展,与北部相连形成大片的相对高值集聚区。
2011—2019年,旅游城镇化规模水平从0.106升至0.156,2020年骤降至0.143,2021年虽有所恢复但仍不及疫情前水平。具体来看:2011年,武陵源属于大规模县域,永定和凤凰属于较大规模县域,中等规模县域包括吉首、芷江、新宁和冷水江,较小和小规模县域数量达28个;受疫情影响,旅游业遭受冲击,但片区凭借多年旅游业发展经验推行“云旅游+云经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旅游效益损失;2021年,武陵源、永定和凤凰属于大规模县域,永顺和吉首跃升至较大规模县域,中等规模县域增至18个,较小规模县域减少至12个,小规模县域实现消弭。空间上:2011年,旅游城镇化呈现较小规模县域主导的空间集聚格局,中等及以上规模县域呈“散点状”分布;2015—2019年,中等及以上规模县域在片区北部和东部连片式蔓延,形成与旅游城镇化质量相似的空间格局并保持稳定。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空间格局与片区社会经济状况大致符合,即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旅游城镇化优先提升。
综上,武陵源、永定和凤凰旅游业起步早,成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核心领跑区,这些县域通过开发资源、完善基础设施、设立行政机构等打造专业旅游城市,产业优势较早形成,旅游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相对完善,非农化特征较早显现。新化、新宁、芷江等县域旅游业发展迅猛,成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高潜力区。新化旅游资源星罗棋布,“十三五”时期该县建成内通外畅的交通运输格局并紧抓契机提出“旅游立县”战略,旅游业开创新局面;崀山申遗成功和矮寨大桥·十八洞·德夯大峡谷景区的升级建设为湖南旅游业赢得新国际品牌,随着大批资本注入,旅游业带动新宁和吉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跨越提升;芷江地处梵净山、张家界、桂林等旅游胜地的金三角中心地带,也是中部地区进入大西南的交通要道,区位优势和“三位一体”的交通网络为旅游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机遇。

3.2 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重心移动轨迹

运用重心模型揭示旅游城镇化质量和规模的空间移动特征,结果(表2、图4)表明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重心与规模重心的分布位置、 迁移方向和移动距离均存在差异。从分布位置和移动范围来看,质量重心在110.390°~110.414°E、28.053°~28.085°N之间变动,规模重心在110.311°~110.376°E、27.029°~28.061°N之间变动,二者均落在辰溪境内,质量重心始终位于规模重心的右侧方向。从移动方向来看,质量重心呈现“西南—东北—东南—东北—西北”方向的迁移轨迹,规模重心呈现出“西北—西北—西南—西北—西南”方向的移动轨迹;质量重心整体往东北方向迁移,规模重心整体往西南方向迁移。从移动距离来看,质量重心累计位移8.416 km,规模重心累计位移19.477 km,质量重心变化范围小于规模重心变化范围。从错位距离来看,质量重心与规模重心的错位距离由2011年的2.697 km收敛至2015年的2.243 km后持续增加至2021年的12.795 km,二者错位程度整体呈上升态势。
表2 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和规模重心变化参数

Tab.2 Changes in the quality and scal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for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年份 质量重心 移动
距离/km		 迁移方向 规模重心 移动
距离/km		 迁移
方向		 错位距离/km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2011 110.398 28.061 110.376 28.054 2.697
2013 110.390 28.053 1.466 西南 110.376 28.061 0.850 西北 1.835
2015 110.392 28.063 1.282 东北 110.372 28.061 0.387 西北 2.243
2017 110.406 28.057 1.723 东南 110.366 28.020 5.192 西南 6.426
2019 110.414 28.065 1.283 东北 110.341 28.070 6.927 西北 8.112
2021 110.407 28.085 2.662 西北 110.311 27.029 6.121 西南 12.795
图4 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和规模的重心演化轨迹

Fig.4 Evolution trajectory of the quality and scal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for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3.3 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

将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指数划分为负向高错位区(I<-1)、负向中错位区(-1≤I<-0.5)、负向低错位区(-0.5≤I<0)正向低错位区(0≤I<0.5)、正向中错位区(0.5≤I<1)和正向高错位区(I≥1)。当空间错位指数绝对值大于1时,即可判断存在较严重的空间错位现象。

3.3.1 空间错位整体演化特征

由表3可知,2011年、2015年、2019年和2021年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指数绝对值分别为0.325、0.321、0.477和0.549,表明二者错位程度呈先降后升态势。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错位等级由高到低始终呈现“金字塔”结构,高错位区虽有增加,但低错位区占比始终在50%以上,表明多数区县之间错位程度差异较小,空间分布较为均衡。从空间错位方向看,2011—2015年,旅游城镇化以规模优先的正向错位关系为主;2016年起,片区提出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实施旅游扶贫工程和推进旅游业转型升级,负向错位区不断增加;2019年,旅游城镇化已转向以质量优先的负向错位关系为主。从贡献率看,武陵源、隆回等9个县域的年均贡献率在4%以上,贡献率之和达51.70%,表明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现象由少数县域的不匹配造成。
表3 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指数及年均贡献率

Tab.3 Spatial misalignment index and annual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scale

地区 2011年 2015年 2019年 2021年 年均贡献率 地区 2011年 2015年 2019年 2021年 年均贡献率
武陵源 1.461 1.062 -0.483 -1.465 8.13% 洪江 0.262 -0.179 -0.274 -0.097 1.50%
永定 -0.259 -0.253 -0.751 -1.315 3.95% 辰溪 0.476 0.455 0.422 0.264 3.00%
慈利 -0.383 -0.411 -0.843 -1.029 4.33% 溆浦 -0.431 -0.438 -0.736 -1.187 4.54%
桑植 -0.020 0.093 -0.410 -0.585 1.62% 麻阳 0.132 0.040 -0.161 -0.132 0.79%
石门 -0.149 -0.407 -0.977 -1.143 4.15% 会同 0.275 0.413 0.227 0.017 1.86%
凤凰 0.036 0.163 0.301 0.213 1.16% 新化 -0.163 -0.452 -0.985 -0.550 3.52%
吉首 0.562 0.084 -0.454 -0.475 2.71% 涟源 -0.103 0.114 -0.383 -0.645 1.88%
保靖 0.167 0.131 0.323 -0.021 1.16% 新邵 0.019 0.123 0.030 -0.032 0.82%
古丈 0.615 0.711 0.817 0.768 5.10% 邵阳 0.004 0.027 0.011 -0.389 0.80%
永顺 0.182 0.068 0.333 0.209 1.32% 洞口 -0.543 -0.531 -1.690 -1.187 6.41%
龙山 -0.655 -0.587 -0.509 -0.579 4.22% 隆回 -0.860 -1.366 -1.930 -1.633 9.84%
花垣 -0.291 -0.169 -0.159 -0.235 1.55% 绥宁 0.232 0.092 0.052 -0.333 1.22%
泸溪 0.079 0.035 -0.135 -0.495 1.31% 新宁 0.268 0.479 0.070 -0.281 2.09%
中方 0.172 0.021 0.039 -0.080 0.59% 城步 0.494 0.323 0.064 0.113 2.02%
沅陵 -0.013 -0.278 -0.569 -0.819 2.54% 武冈 -0.136 -0.618 -1.376 -0.996 4.98%
芷江 -0.258 -0.368 -0.430 -0.732 2.95% 安化 0.307 -0.332 -0.483 -0.654 2.96%
靖州 0.580 -0.009 0.010 0.001 1.31% 冷水江 0.775 0.236 -0.157 -0.520 3.12%
通道 0.005 -0.153 -0.111 0.029 0.55%

3.3.2 空间错位类型与演进

由图5可知,凤凰、永顺等18个县域处于(趋向于)低错位区,即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处于均衡发展状态,其中“高质-高量”低错位区和“质-量协同提升”低错位区零星分布,“低质-低量”低错位区集聚于片区西南部。具体来看,凤凰旅游要素发育成熟,成为典型的“高质-高量”低错位区;吉首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全力优化州府城市功能,提升了城市品质和治理能力,从中错位区趋向“高质-高量”低错位区;永顺、新宁、城步、通道和花垣境内旅游资源丰富,但受“短板效应”制约,如永顺境内缺乏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通道受区位影响在旅游发展中易被边缘化,近些年这些县域依托资源与政策有效激活社会投资和旅游市场,资本、物质和人口不断注入,成为“质-量协同提升”低错位区;靖州、麻阳、中方等县域受到经济、资源和交通等掣肘,属于“低质-低量”低错位区,尽管这些县域不断加大旅游产业投资并着力解决社会环境问题,但旅游效益提升缓慢,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仍未形成相互反馈的高效复合系统。
图5 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类型与演变

Fig.5 Evolution of spatial misalignment between the quality and scal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永定、冷水江等17个县域处于(趋向于)负向中、高错位区,除龙山外均伴随着负向错位指数的跨级提升,这些县域多分布于片区东、北部,依托资源、政策或交通等“长板优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城镇品质提升。具体来看,龙山始终处于负向中错位区,可能是因为2011年成立的“龙凤示范区”坚持将产业、金融、通信、人才等城镇一体化建设融入文化旅游产业培植;永定、慈利、桑植等县域处于武陵山核心旅游圈,周边簇拥世界级旅游资源,为旅游产品质量提升提供核心竞争力;涟源、新化、隆回靠近长株潭中心城市,武冈、芷江、洞口是重要的交通枢纽,独特的地理区位和便利的交通网络均促进了旅游优质要素传导,为城镇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服务支撑和基础保障;溆浦和安化则依托雪峰山生态资源与茶叶资源推进旅游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城乡融合深入推进有效提升了城镇发展质量。
武陵源在2015年前处于正向高错位区,一是其依赖旅游资源持续开展大规模旅游活动,二是张家界的城镇建设资金多偏向市府永定区。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旅游业提质战略不断推进,武陵源凭借扎实规模积累迅速进入提质阶段。
古丈通过开发坐龙峡景区、墨戎古镇等实现了旅游要素的初步扩张,但交通不便、科教水平弱等障碍使其旅游城镇化质量始终滞后于规模。

3.4 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的影响因素

3.4.1 影响因素识别

旅游业通过引起城镇系统内部经济、空间、社会等因素响应强度的变化来驱动城镇发展[34],而作为旅游城镇化系统的两个主要方面,质量与规模发展水平的差异必然受到系统内部多方因素变化的影响。基于此,结合片区实际情况,本文从内因出发探究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的影响因素。为体现变量选取的科学性,参考前期学者的成果[19,35⇓-37],对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 “影响因素”变量进行引用率筛选;同时对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系统内部各指标进行权重排序,以确定各变量对评价结果的贡献程度。在综合考量下,以人均GDP表征经济发展状况(LED)、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表征城乡协调状况(URC)、以3A级以上旅游景区数量表征旅游资源禀赋(TRE)、以旅客周转量表征交通运输能力(TCD)、以旅游固定资产投资额表征政府支持力度(GOV)、以旅游产业集聚表征旅游要素集聚状况(DTE)、以旅游人口密度表征人口规模状况(STC)、以建成区面积占比表征旅游业驱动下的土地利用状况(LUS),见表4。
表4 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Tab.4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quality and spatial misalignmen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影响因素 相关系数 标准差 T统计量 P值
LED -0.070* 0.041 -1.70 0.089
URC -0.313*** 0.107 -2.92 0.004
TRE -0.160 0.122 -1.32 0.189
TCD -0.165*** 0.021 -7.55 0.000
GOV 0.017 0.027 0.65 0.514
DTE -0.084* 0.045 -1.86 0.064
STC 0.095* 0.053 0.28 0.078
LUS 0.019 0.069 0.93 0.355
常数项 1.901*** 0.552 3.45 0.001

注:* 、**、***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在进行Tobit模型回归之前,对变量进行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解释变量VIF均小于5,即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4.2 影响因素分析

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070,对空间错位程度产生负向影响。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湖南武陵山片区抢抓历史机遇,经济实力的跃升为旅游业带来了更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基础接待设施,也为城镇提供了更优质的医疗保健、教育资源等公共物品配给,随着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升级,区域由外延粗放型模式向注重质与量平衡发展的内涵集约型模式转变。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的相关系数为-0.313,对空间错位程度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旅游城镇化进程中,资源要素向城镇积聚和扩散会产生正向规模效应促进城镇发展,也会带来就业、医疗、卫生等供给压力阻碍城镇功能提升[26]。旅游业向乡村地域系统的扩散拓展了资源发展空间,不仅推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也疏解了城镇与核心景区的承载压力,提升了城镇质量。
旅客周转量的相关系数为-0.165,对空间错位程度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作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交通设施能够通过加速资本和劳动力集聚来推动旅游资源规模性开发,也能够通过支撑保障城乡产业、社会民生和公共服务建设来促进城镇内部集约发展。由此可见,交通设施能够优化旅游空间结构,推进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协同提升。
旅游产业集聚的相关系数为-0.084,对空间错位程度产生负向影响。湖南武陵山片区大多县域旅游业处于有效成长的发育初期,旅游产业集聚释放的积极效应为区域流入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仅释放了规模经济效应、推动了城市地域有序延伸,也提升了旅游产业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旅游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建设。因此,旅游产业的合理集聚是推动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协同发展的重要动力。
旅游人口密度的相关系数为0.095,对空间错位程度产生正向影响。湖南武陵山片区经济韧性脆弱且生态环境敏感,当旅游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难以匹配持续增长的游客数量时,便会造成低效益的人口过度膨胀,在社会、生态等多种承载力的综合制约下,这种过度膨胀导致的“拥挤效应”大大降低了城市环境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
3A级以上旅游景点景区数量、旅游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建成区面积占比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综上,在经济水平持续提升、交通设施日趋完善、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和旅游产业有益集聚的综合驱动下,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逐渐走向运行有序、均衡协同的良性循环,并为加快构建旅游新发展格局、实现旅游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以湖南武陵山片区35个县(市、区)2011—2021年面板数据为基础,借助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模型和空间计量方法揭示旅游城镇化质量和规模的空间错位现象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发展水平整体提升,其中质量提升速度快于规模扩张速度,但规模指数整体高于质量指数。空间上,旅游城镇化质量和规模指数均由低水平主导的“金字塔”结构转变为中等水平主导的“橄榄型”格局,两者均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
2)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存在空间错位关系。以2015年为时间节点,两者的错位程度先降后升,错位关系由正向低错位区主导转向负向低错位区主导。空间上,“高质-高量”低错位区与“质-量协同提升”低错位区呈点状零星分布,“低质-低量”低错位区集聚于片区西南部,负向中、高错位区多汇聚于片区东部与北部。
3)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旅客周转量和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产生负向影响,旅游人口密度对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产生正向影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与旅客周转量的影响最为显著。

4.2 建议

1)加强旅游业与农工业的资源共享,深度推动不同产业延伸融合,结合自身优势探索产业互动互促的旅游循环经济模式,如安化、沅陵、古丈可通过“茶旅融合”开发集茶园游、山岳游、乡村游为一体的新型业态及茶村康养、制茶体验等茶旅产品;冷水江市可以工业遗产为依托打造工业博物馆、文化产业园区等多类型工业旅游资源;桑植县可将大鲵产业纳入旅游产业链并打造大鲵休闲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
2)依托张—吉—怀三大交通节点推进交通网络密度提升和立体交通网络打造,借助怀溆、娄怀高速等交通要线形成集红色旅游、生态旅游等为一体的多元旅游经济带,将沿途景点进行差异化串联建设;此外,加强与黔江、恩施、铜仁等交通枢纽城市的交通连通性,通过加密接驳班次、旅游品牌共建、客源互送等形式拓展增长极的空间联系。
3)针对各地异质性合理配置旅游资源要素以推进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片区应充分发挥凤凰、武陵源等一批旅游成熟县域对周边县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切实引导产业要素和游客在各县域的合理分流以降低产业集聚的虹吸效应并提升边际效益。
旅游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系统,受数据限制,本文仅对2011—2021年湖南武陵山片区35个县(市、区)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错位关系进行了探讨,未来应尝试扩大研究时段、拓展研究地域并实现多元数据分析。此外,城乡协调是判断一个区域是否进入城镇化社会的重要标准,未来应增强数据源的全面性以完善城乡统筹方面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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