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医疗与贫困的作用关系，是探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重要内容。通过构建医疗资源指数与医疗设施可达性评价指标，分析了2008—2017年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677个县域医疗可达性与贫困的时空特征，并通过选取更优的空间误差模型分析了医疗可达性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呈现波动上升的特点，并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空间差异呈现出前期基本稳定、后期快速增加的阶段性特征。（2）医疗资源指数由整体较低转变为胡焕庸线东南侧较高、西北侧较低的分布格局，医疗资源指数格局得到优化；医疗设施可达性由最初各类型较均衡分布转变为以低值为主体的格局，医疗设施可达性有了较大水平提升。（3）医疗可达性可以有效降低贫困程度，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各县域的医疗资源指数每提高1%会产生0.006%的减贫效应，医疗设施可达性每提高1%会产生0.133%的减贫效应。（4）医疗可达性对不同贫困程度地区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相较于低贫困地区，医疗资源指数具有更好的“亲贫性”。至2017年，医疗资源指数每提高1%，对低贫困地区会产生0.047%的减贫效应，而对高贫困地区会产生0.353%的减贫效应；医疗设施可达性只对低贫困地区具有一定的减贫效应，至2017年，医疗设施可达性每提高1%，对低贫困地区会产生0.083%的减贫效应。提升医疗卫技人员数，可以提高总体的医疗资源指数，进而可以提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域的减贫成效，尤其是对高贫困地区的减贫成效。此外，提升居民就医便捷程度比提升医疗资源指数具有更大的减贫效应，但仅限于低贫困地区。

明晰人口分布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于理解人地关系，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秦巴山区为例，以县域为基本单元，运用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定量揭示交通可达性对人口分布时空格局的影响。研究表明：（1）秦巴山区人口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呈现外高内低、南多北少的总体格局，2000—2015年秦巴山区常住人口数呈现总体减少态势，且外围边缘地区减小幅度与速度更快。（2）秦巴山区人口分布时空格局受到气温、地形起伏度、到特大城市的距离、县财政支出、县固定资产投资、GDP等因素的共同作用。（3）公路可达性和铁路可达性均对人口数量分布产生正向直接效应，研究区公路可达性和铁路可达性每提高1%，人口数量将分别增加1.96%和1.91%。（4）公路可达性对人口分布还具有间接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县城的公路可达性每提高1%，本县人数增加1.58%。

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秦巴山区在全国连片特困地区中极具代表性。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新阶段，从县域尺度入手，研究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秦巴山区非农就业增长的时空格局，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非农就业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秦巴山区非农就业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片区总体就业增长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县区间增长趋势差异较大，豫陕鄂交界区域为就业增量的热点区。（2）秦巴山区县域间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关系，邻近县的非农就业增长对本县非农就业增长产生正向溢出效应。（3）初始就业规模、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地理与区位因素共同影响秦巴山区的非农就业增长。初始非农就业规模抑制非农就业增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医疗卫生水平、到城市的可达性以及平坦的地形条件显著促进非农就业增长。最后，从促进贫困地区非农就业增长角度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农村住房建设是涉及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厘清农村住房成本与农户贫困关系，探讨农户住房成本的减贫效应及路径有助于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进行。基于2019年秦巴山区——汉阴县农户入户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探讨农村住房成本对农户家庭贫困的影响及住房成本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汉阴县农村住房建设成本约为11万元/户，其中农村住房建设政府补助平均约为9万元/户，农户自付住房支出平均为2万元/户。（2）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已经获得较大幅度降低，但相对贫困现象依然较为严重，资金短缺和交通条件落后是贫困山区农户贫困的主要致贫原因。（3）农户住房成本影响家庭贫困状况，农户自付住房支出对家庭贫困具有显著影响，农户自付住房成本越高，农户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高。降低农户住房成本和提高农村住房建设政府补助将有助于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和缩小农村贫困深度。

基于公路交通演化视角，对福建省贫困县经济增长影响机制进行研究，首先利用路网连通度和交通优势度来衡量福建省贫困县公路交通的演化，再构建包含交通优势度在内的生产函数模型，探讨2000—2016年交通优势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福建省贫困县的交通优势度整体上处于劣势，大部分贫困县的交通优势度低于全省平均值，贫困县交通优势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小且不显著，固定资产投资和总人口数的增长有利于贫困县经济增长，地形起伏度对当地经济增长的作用由显著为负变得不显著，且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