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脆弱性评价的“暴露性-敏感性-适应能力”准则，采用熵权法、加权求和模型、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2005—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整体属于中度脆弱，并处于良性的发展轨道；不同类型城市的“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呈现差异化的演变特征，资源型城市和大部分城市群的脆弱性下降，省会城市由于极化效应面临着较强的风险胁迫；脆弱性指数自东向西逐渐增强，大地形单元作为自然环境本底对脆弱性分异具有重要影响，脆弱性热点区始终集中在青海省东部的黄土高原沟壑区；脆弱性评价中的适应能力维度对该区域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最为显著，表明当前黄土高原地区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已从促进经济增长转化为提高可持续性，突出表现为强化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经济效益、调节城乡不均衡性和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

以黄土高原341个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区，综合运用统计分析、分区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从区域和分区两个层面分析1990—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的地域分异特征，揭示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空间格局形成的动因机制。结果表明：（1）1990—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城镇化率由23.83%上升至54.33%,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东中部高而西部低的宏观格局。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等高城镇化县区的中心性明显，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的高城镇化区形成并逐渐加强。（2）1990年以来，黄土高原县域人口空间集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呈现减小趋势，县域城镇化均衡发展态势明显。在地理分区上，除高原风沙区县域经济发展地域差异显著扩大外，其余各分区县域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趋于缩小。（3）县域经济发展阶段、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粮食产量、人口密度、到中心城市的最短行车时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是区域城镇化地域分异格局形成与演化的基本驱动因素。（4）未来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化应依据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要素的地域差异性科学定位、分类推进，通过地域功能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人口迁移集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和生态补偿政策等的实施，协调好城镇化建设、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新时代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率的稳步提升和城乡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以渭北旱塬黄陵县为例，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15年遥感影像和DEM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最近邻分析、核密度估计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2000—2015年黄陵县乡村聚落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针对不同类型的乡村居民点提出了重构思路。结果表明：黄陵县乡村聚落斑块数量和面积先增后减，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乡村聚落分布具有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范围不断扩大；乡村聚落分布对地势、河流、道路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人口与经济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政策调控等因素对乡村聚落布局影响日渐增强；乡村聚落的空间重构应基于各类居民点的客观条件和功能进行整体规划，散布于生态环境脆弱区的零星居民点应关注生态移民，保留居民点应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中心居民点应强化其联系和服务城乡的枢纽效应。

以渭北旱塬黄陵县为案例区，基于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数据，比较土地流转背景下失地与未失地农民在土地依赖与地方依恋两个维度的感知异同，并从人口学特征和外部环境两个角度分析其地方感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依托“土地”理解“地方”，未失地农民的土地依赖和地方依恋均强于失地农民，但各维度的因子得分存在差异。失地与未失地农民的感知网络核心均在于土地依赖维度，但失地农民感知负向且消极，未失地农民感知正向而积极。农村居民根植性随年龄增长而变强，随学历提升而减弱，整体较强；归属感与文化程度关系密切，文化程度上升，未失地农民归属感减弱，高学历者归属感更低，失地农民归属感整体较弱，但高学历者归属感稍强；满意度与人均收入关系最为密切，高收入则满意度高，同等收入状况，未失地农民满意度高，失地农民对收入期望更高；外部环境主要影响农村居民归属感和社交认同，自然-社会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增强农民与村落的情感连接。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Ripley′s 函数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对2006年、2010年和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对外投资企业空间分异格局进行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黄土高原地区对外投资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结果表明：黄土高原地区对外投资企业空间分布呈现先向椭圆中心集聚后沿长轴方向扩散的现象；分布中心一直在向西南方向移动，中心点一直处于陕西省境内；企业空间分布的集聚范围先增加后减少，企业点的集聚趋势最强范围也呈现由大变小再增大的过程；高值核心区和较高值次核心区域范围逐渐扩大，形成“几”字形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在核心区外围相邻区域，有带状次核心区组团分布；黄土高原对外投资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经历了从对外开放度单个因素主导到工业化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对外开放度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阶段。

以2005—2017年国庆黄金周与全年国内旅游客流量数据为依据，通过四分位空间分级、集中性与差异性指数比较及重心转移轨迹测量，分析黄金周与全年国内旅游的空间结构变化，探讨国内旅游能否率先突破“胡焕庸线”以实现东西部经济的均衡发展。结果表明：黄金周与全年国内旅游呈现“胡焕庸线”的分布特征，历年来两者发展规模均有所提升并呈现向西扩展趋势；黄金周与全年国内旅游地区差异趋于扁平化，其中后者扁平化趋势更为显著，但“胡焕庸线”两侧的累加市场占比差距依旧较大；黄金周与全年国内旅游重心具有向西南推进趋势，且全年比黄金周推进的幅度更大；结合人口、经济分布及两者权衡，本文设定了国内旅游突破“胡焕庸线”的3个标准，依据时间序列分析及预测，2016年国内旅游已跨越了经济界线4%，预计到2020年、2021年有可能突破人口-经济权衡界线5%，2023年、2024年突破人口界线6%。

提出出境旅游国际影响力的概念，系统搜集近20年来中国出境旅游客流量、旅游支出以及2012—2016年中国出境世界130个国家旅游数据，以市场占比、增长贡献度为指标，测定中国出境旅游影响力的时空变化。结果发现：20年来，中国出境旅游的世界市场占比及增长贡献度不断提高，2010年后超越传统出境旅游强国，位居世界第一；目的地国家中，中国游客市场占比及增长贡献度较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亚太地区，市场占比在10%以上，增长贡献度在20%以上，空间聚集现象明显；中国出境旅游影响力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对日韩和东盟10国的影响力最大，对美国及欧洲、非洲部分国家有一定的影响力，对西欧、南欧、南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影响力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