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公共文化服务是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抓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而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乡村。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位置逐渐凸显,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要求不断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作用,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长期以来,乡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地区,为了让乡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文化权利,我国不断扩大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规模,逐步缓解城乡间发展差距过大问题。但囿于经济条件、人才总量等方面的限制,乡村文化事业建设存在投入结构不合理、服务设施使用效率不高、供需发展失衡等问题[1]。因此,在推进均等化的同时,更要关注在给定资源下如何提高服务效率的问题,这关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否可持续,是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现有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研究视角上,多数学者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支出效率[2-3]、供给效率[4]进行评估,以分析财政资金是否发挥其应有作用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问题。研究对象上,对文化机构的效率研究居多[5-7],但从宏观层面对公共文化服务整体性的效率研究偏少,且以省级层面为主[8-9]。研究方法上,主要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主要集中于价值意义[10]、存在问题[11]、政策建议[12-13]以及模型研究[14]等方面,定量研究是指在定性研究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截面数据,借助DEA[15]、三阶段DEA[16]和FDH[17]等方法进行效率评价。指标构建上,由于切入视角不同,学者们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也有所不同;在投入方面,以财力人力、设施设备和文献资源为主,而在产出方面,重点聚焦于机构数量、流通人次及活动场次等,且更侧重于总量规模,对效率结果关注不够。成因分析上,目前主流的做法是利用Tobit模型探讨相关因素对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影响[18-19],也有学者运用地理探测器对造成效率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析[20]。综上所述,现有学者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省级层面,且多聚焦于供给的财政支出视角,缺少从“以人为本”角度构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评价体系;同时大多是对公共文化服务效率进行静态分析,缺乏对其动态变化过程的刻画;对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更多探讨的是其对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线性影响,鲜有学者揭示相关变量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非线性影响。
基于此,本文利用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以人为本”角度构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从静态和动态出发评估服务效率,并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探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形成机制,以期为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1 研究方法、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超效率SBM模型
1.1.2 Malmquist指数法
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的是静态效率,为了弥补静态分析的不足,本文继而引入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模型,用以反映决策单元生产率从t期到t+1期的动态变化。具体计算如下:
$ \begin{array}{l} C_{\mathrm{TFP}}=\sqrt{\frac{D_{\mathrm{c}}^{t}\left(x^{t+1}, y^{t+1}\right)}{D_{\mathrm{c}}^{t}\left(x^{t}, y^{t}\right)}} \sqrt{\frac{D_{\mathrm{c}}^{t+1}\left(x^{t+1}, y^{t+1}\right)}{D_{\mathrm{c}}^{t+1}\left(x^{t}, y^{t}\right)}}= \\ \sqrt{\frac{D_{\mathrm{c}}^{t}\left(x^{t+1}, y^{t+1}\right)}{D_{\mathrm{c}}^{t+1}\left(x^{t+1}, y^{t+1}\right)}} \sqrt{\frac{D_{\mathrm{c}}^{t}\left(x^{t}, y^{t}\right)}{D_{\mathrm{c}}^{t+1}\left(x^{t}, y^{t}\right)}} \frac{D_{\mathrm{v}}^{t+1}\left(x^{t+1}, y^{t+1}\right)}{D_{\mathrm{v}}^{t}\left(x^{t}, y^{t}\right)} \times \\ \frac{D_{\mathrm{c}}^{t+1}\left(x^{t+1}, y^{t+1}\right) / D_{\mathrm{v}}^{t+1}\left(x^{t+1}, y^{t+1}\right)}{D_{\mathrm{c}}^{t}\left(x^{t}, y^{t}\right) / D_{\mathrm{v}}^{t}\left(x^{t}, y^{t}\right)} \end{array}$
CTFP=CT×CE=CT×CPE×CSE。
式中:下标c表示规模报酬不变,v表示规模报酬可变;CTFP、CT、CE、CPE和CSE分别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技术变化、效率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xt和xt+1为t期、t+1期的投入值;yt和yt+1为t期、t+1期的产出值;Dt和Dt+1表示t期、t+1期的距离函数。
1.1.3 固定效应模型
为验证不同因素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线性影响,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fit=α0+ αkXit+μi+εit。
式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fit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α0为模型截距项;Xit为解释变量;αk为解释变量系数;μ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1.1.4 门槛回归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主要检验的是相关变量对效率的线性关系,为进一步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将使用Hansen[22]提出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用以分析相关变量的结构性变化对效率的影响。多重门槛回归模型构建如下:
$\begin{aligned} f_{i t}= & \beta_{1} X_{i t} I\left(q_{i t} \leqslant \gamma_{1}\right)+\beta_{2} X_{i t} I\left(\gamma_{1}<q_{i t} \leqslant \gamma_{2}\right)+\beta_{3} X_{i t} \cdot \\ & I\left(\gamma_{2}<q_{i t} \leqslant \gamma_{3}\right)+\beta_{1} X_{i t} I\left(q_{i t}>\gamma_{3}\right)+\theta C_{i t}+\mu_{i}+\varepsilon_{i t} 。\end{aligned}$
式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fit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β1、β2、β3、β4、θ表示待估系数;Xit为核心解释变量;I(·)为示性函数,当满足相关条件时取值为1,不满足时为0;qit为门槛变量;γ1、γ2、γ3为待估门槛值;Cit表示一组控制变量;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1.2 效率测度的指标构建
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理论框架进行剖析,可以发现推动乡村文化事业发展需要包含标准化、均等化以及品质化3个关键维度,其两两合力形成3个不同的目标层面(图1)。具体而言:1)均等化、品质化着力解决的是乡村公共文化“内涵发展”问题,在扩大文化服务设施覆盖面的同时,还应提供质量高且群众喜闻乐见的公共文化活动[23],与乡村居民日益丰富多样的文化需求相适应,形成“文化普惠”合力,保证每一位公民享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公平[24]。2)构建城乡间标准化、均等化服务体系,已成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25]。公共文化服务涉及领域广泛,需要合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弥补政府供给力度上的不足,从而形成“参与多元”的良好局面,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3)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以及品质化发展,旨在完善文化管理体制,促进政府职能现代化转型,通过过程程序化、方法规范化以及目标指标化,形成“文化治理”合力,以实现更高水准的公平性和便利性,优化乡村居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验。
促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效率仍是衡量其结果的一个重要标准[26]。由于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产出严重失衡,要素投入不断扩张而绩效却持续下滑[27],难以激发其内生活力,成为制约乡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痼疾。结合上述理论分析,建设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须紧紧围绕均等化、标准化及品质化3个关键维度,在“文化普惠”“文化参与”和“文化治理”中提高公共文化资源利用率,解决服务效能低下问题,形成“效率提升”合力,从而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满足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战略需要。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离不开资金与人员投入,最终产出结果则通过硬件和软件两种存在形态予以反馈。基于此,本文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测度进行指标选取,将投入指标设定为财力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产出指标则设定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与公共文化惠民活动。在产出方面,以往学者更侧重于总量规模[7,18],因各地人口数量差异较大,若直接使用总量数据,将难以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人民性、可及性和均等性,故本文对产出指标进行相对化处理。考虑到数据可获取性和各项统计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经筛选后剩余10项指标,满足投入、产出指标之和小于决策单元个数的要求。具体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测度指标体系Tab.1 Indicator system for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
| 指标 | 指标名称 | 指标说明 | 单位 |
|---|---|---|---|
| 投入指标 | 财力资本 | 乡村文化事业费 | 万元 |
| 乡镇文化站总支出 | 千元 | ||
| 人力资本 | 主要文化机构从业人员 | 人 | |
| 文化资本 | 乡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 | 年 | |
| 产出指标 |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 每人拥有的乡村公共建筑面积 | m2/人 |
| 每万人拥有的乡村文化活动室数 | 个/万人 | ||
| 每万人拥有的乡镇文化站数 | 个/万人 | ||
| 公共文化惠民活动 | 每万人享有的文化展览参与次数 | 次/万人 | |
| 每万人享有的文化训练班参与次数 | 次/万人 | ||
| 每万人享有的艺术表演团体演出次数 | 次/万人 |
注:2008年及以前、2017年及以后有关乡村文化活动室数量的官方统计缺失,因而分别由农村集镇文化中心、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替代。由于是以每一年的所有省份数据构成生产前沿面,故此做法并不影响效率评价结果。 |
1.3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由于港澳台地区数据获取不便、西藏自治区部分指标的数据严重缺失,故本文仅选取了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测算。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该文件明确要求加强乡村地区文化设施建设。同时,结合现有统计资料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将研究时间设定为2006—2020年。
2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效率的时空差异分析
2.1 时序特征
2.1.1 各地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分析
依据国家统计局划分方法[28],绘制2006—2020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变化趋势图(图2)。如图2所示,东、中、西部地区的效率水平存在地域差异。观察期内, 全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速缓慢,由2006年的0.469上升至2020年的0.525,增幅为12%,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有所提升,但仍存在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的问题,效率水平较低;东部地区服务效率始终位于最高位,并处于波动状态;中部地区效率值在大部分年份为最低水平,且在观察期内波动幅度较大,尤其是2012年和2013年增幅较为明显,分别提高101%、72.6%;西部地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总体呈现“V”形变化,并于2012年达到最低值,最低为0.301。
通过Matlab软件对2006—2020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各分解值进行测算(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2006—2020年,虽然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始终大于1,但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表明样本期内,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变缓。在2006—2010年,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对于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提高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11—2015年,效率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仍呈上升趋势,其中效率变化增长速度相较于2006—2010年有所上升,由13.9%的年均增长速度上升至16.9%。从区域比较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效率也在增长,中部地区的增长率最大,高达22.2%,其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和规模效率变动指数分别为1.213和1.007,可见纯技术效率是导致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2016—2020年,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变缓,原因在于效率由增长转为下降,从2011—2015年16.9%的增长率下降到2016—2020年的-6.4%,其中西部下降率明显高于东部和中部,纯技术效率年均下降23.3%是其效率下降的根源。
综上分析,2006—2020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生产力水平均在提高,效率从2006—2010年、2011—2015年的增长转为2016—2020年的下降,效率变化是由纯技术效率变化导致。另外,全国地区的规模效率指数虽始终大于1,但指数持续下降,表明加大投入规模确实对效率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在逐渐减弱。
2.1.2 地区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分析
为了测算东、中、西部地区内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波动情况,本文借鉴江朦朦等[19]研究成果,引入变异系数指标。结果显示(图4):中部地区效率的变异系数值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表明中部地区各省份(市、区)之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水平差异最大,内部波动最为明显,西部差异次之,东部最小。从全国来看,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变异系数自2006年开始,先上升再下降,继而小幅上升,整体上由2006年的1.021下降至2020年的0.852,下降了16.55%,这意味着地区间的不均衡状态有所改善,但改善并不明显。未来需深入探究低效率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水平低下的原因,并发挥其主动性和能动性,缓解省域间发展不均衡问题。效率值排名前十的省份(市、区)中,有6个省份(市、区)来自东部地区;2个来自中部地区,分别为山西和安徽;2个来自西部地区,分别为青海和宁夏。
2.2 空间特征
表2 代表性年份中国省域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发展分类情况Tab.2 The development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provinces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efficiency in representative years |
| 年份 | 高效率 | 中高效率 | 中低效率 | 低效率 |
|---|---|---|---|---|
| 2006年 | 京、津、沪、浙、闽、琼、晋、陕、青、宁 | 蒙、甘、新 | 冀、辽、苏、鲁、粤、吉、黑、皖、赣、豫、鄂、湘、桂、川、渝、滇 | 黔 |
| 2011年 | 京、津、沪、闽、青、新 | 浙、琼、晋、蒙、渝、宁 | 冀、苏、皖、赣、豫、鄂、陕、甘 | 辽、鲁、粤、吉、黑、湘、桂、川、黔、滇 |
| 2016年 | 京、津、沪、浙、琼、晋、皖、渝、青、宁、新 | 闽 | 冀、辽、鲁、赣、豫、鄂、蒙、川、陕、甘 | 苏、粤、吉、黑、湘、桂、黔、滇 |
| 2020年 | 京、津、沪、浙、闽、琼、晋、赣、渝、青、宁 | 皖、蒙、陕、甘 | 冀、辽、豫、鄂 | 苏、鲁、粤、吉、黑、湘、桂、川、黔、滇、新 |
东部地区半数省份(市、区)在代表性年份基本稳定在中高效率与高效率。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较早地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并出台了一系列符合地方实际的政策制度,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意见》、福建省《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意见》以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的意见》等,为地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中部地区效率水平整体低于东部,其中除山西、安徽外,其他省份在代表性年份基本稳定在低效率与中低效率水平。山西省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水平较高,安徽则由开始的中低效率区演化为高效率、中高效率区,可能的原因在于两省政府重视当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除了着力在硬件设施上下功夫外,还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西部地区效率水平介于东、中部之间,除广西、四川、云南集中稳定于中低效率、低效率区外,其他省份在代表性年份基本稳定在中高效率与高效率或者在低效率与高效率间波动。尽管广西、四川和云南投入规模有所加大,但要素配置不合理,未能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是三省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为探究我国各省域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效率的空间集聚程度,本文利用ArcGIS软件测算出2006—2020年各省域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效率的全局莫兰指数值(图5所示)。除2018年外,其他年份各省域全局莫兰指数均大于0,全局莫兰指数呈现正相关性,说明地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效率不仅受自身因素影响,还可通过周边高效率省份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发展。但从历时性变化来看,各省域的莫兰指数由2006年的0.145下降为2020年的0.023,这意味着中国30个省份(市、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效率的关联度正不断下降,呈现弱空间关联属性。可见,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提升将更多地依赖于内生性发展,需着力培育各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质量。
3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门槛效应分析
3.1 变量定义、模型设定
3.1.1 变量定义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被解释变量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门槛变量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本文参照彭雷霆等[29]的研究,利用泰尔指数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对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评估,泰尔指数值大于或等于0,越接近0表明城乡之间差异越小。投入方面选取主要公共文化机构的人力投入,产出方面选取群众文化场馆建筑面积。由于泰尔指数主要测算单一指标的城乡差距,故本文采取平均赋权法,对2006—2020年各省域城乡公共文化均等化水平进行计算。基于原始泰尔指数公式,本文构建的公共文化服务泰尔指数模型如下:
T= log + log 。
式中:T表示各省份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某项指标的泰尔指数;L1、L2分别表示某一省份城市、乡村该项指标数值;L表示该省份该指标总数;P1、P2分别表示该省份的城市、乡村人口数;P表示该省份人口总数。
为揭示均等化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影响,还需要选取一系列的控制变量。结合已有文献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居民财政监督能力、政府重视程度和规模效应等5个方面各确定一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3)居民财政监督能力。一般来说,居民对于政府的监督能力越强,越有利于改进政府工作,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产出,文献[32]证实了这一点。当然,居民的这种监督能力有赖于完善的监督保障机制,否则可能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并无显著影响。这里选取文盲率(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所占比例)来衡量居民财政监督能力,文盲率越低说明当地居民越有能力识别政府腐败行为。
门槛变量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投入水平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提升至关重要,表现在文化建设初期,提高投入规模可以缓解乡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导致的财政不足、人才欠缺等问题,文化人才、资金、技术等相关要素在区域上的聚集能够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提升。但随着投入水平的提高,资源浪费严重、供给成本过高等外部不经济现象不断显现,此时单纯扩大投入规模已然不能有效提高服务效率。因此,在不同的投入水平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产出投入比存在差异,本文借助熵值法计算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水平,进而通过门槛效应揭示其合理区间。
3.1.2 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分析,为初步考察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对效率的影响,本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为
fit=α0+α1Eit+θlnCit+μi+εit。
式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fit表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Eit代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α0为模型截距项;Cit表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C1)、家庭文教娱支出所占比重(C2)、文盲率(C3)、乡村文化事业费所占比重(C4)以及人口密度(C5),为缓解变量取值差异过大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C1)、人口密度(C5)进行对数处理;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为了进一步探究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结构性变化对于效率的影响,本文设定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为门槛变量,对均等化水平展开非线性特征考察,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begin{array}{l} f_{i t}=\beta_{1} E_{i t} I\left(I_{i t} \leqslant \gamma_{1}\right)+\beta_{2} E_{i u} I\left(\gamma_{1}<I_{i t} \leqslant \gamma_{2}\right)+\beta_{3} E_{i t} \cdot \\ I\left(\gamma_{2}<I_{i t} \leqslant \gamma_{3}\right)+\beta_{1} E_{i u} I\left(I_{i t}>\gamma_{3}\right)+\theta \ln C_{i t}+\mu_{i}+\varepsilon_{i t} \end{array}$
式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fit表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Eit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β1、β2、β3、β4、θ表示待估参数;I(·)为示性函数,当满足相关条件时取值为1,否则为0;Iit为门槛变量,表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水平;γ1、γ2、γ3为待估门槛值;Cit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C1)、家庭文教娱支出所占比重(C2)、文盲率(C3)、乡村文化事业费所占比重(C4)以及人口密度(C5),同样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C1)、人口密度(C5)进行对数处理;μi为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借助Stata 17.0软件,通过F检验可以发现结果不接受“不存在个体效应”的原假设,故不能选择混合回归模型。此外,通过Hausman检验可知,P值为0.000 0,说明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两者之间,优先选择后者,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2006—2020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Tab.3 The fixed-effects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efficiency from 2006 to 2020 |
| 变量 | 系数 | 标准误差 | t统计量 | P值 | 95%置信区间 |
|---|---|---|---|---|---|
| E | -0.428 | 0.507 | -0.85 | 0.399 | (-1.424,0.568) |
| ln C1 | -0.041 | 0.049 | -0.84 | 0.399 | (-0.137,0.054) |
| C2 | 0.018*** | 0.006 | 2.82 | 0.005 | (0.005,0.031) |
| C3 | -0.008 | 0.007 | -1.12 | 0.262 | (-0.021,0.006) |
| C4 | -0.969** | 0.385 | -2.51 | 0.012 | (-1.727,-0.211) |
| ln C5 | -0.155** | 0.067 | -2.32 | 0.021 | (-0.287,-0.023) |
注:***、**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下显著。 |
由表3可知,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呈正向关系,政府重视程度、人口密度则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符号均为负。具体来说:
1)核心解释变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但不能由此便断定均等化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毫无影响。效率强调的是公共文化服务产出能力,而均等化是指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包括财政、人力投入向乡村地区倾斜、文化设施向乡村地区延伸等,能从根本上保护政府、居民的参与积极性[35]。当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逐步扩大时,均等化水平的提高有可能通过增加乡村居民人均文化基础设施拥有量以及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提高产出投入比,从而对效率提升起到促进作用。然而,当投入达到一定水平时,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更多受政府能力、居民参与积极性等因素约束,均等化的影响随之减弱,这可能使得其对效率的影响总体上不显著。故下文将进一步考察均等化在影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基于投入水平的门槛效应。
2)经济发展水平、居民财政监督能力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现有样本还无法明确这两个因素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影响不明显,可能的解释是地方政府并未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从而对效率无显著影响。而对于居民财政监督能力,可能的原因在于监督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受教育居民不清楚反馈渠道或反馈效果不佳,削弱了其参与公共文化管理的积极性,从而未能真正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
3)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提升产生了正效应,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居民文化消费需求每增加1个单位,效率提升0.018个单位。由前文分析可知,家庭文教娱支出所占比重愈高,乡村居民对于文化产品和服务便愈加重视,文化需求也更为强烈,进而要求政府增加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总量。此外,政府能够根据实际需求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进行“精准投入”,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提高其参与意愿,从而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4)政府重视程度的回归系数为负,这表明乡村文化事业费用在地区财政总支出中占比越高,服务效率反而越低。结合前文变量说明,地区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可能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造成财政资金浪费严重,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部分地区已出台了针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法规,如北京市、浙江省均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明确提出要建立考核评价制度,保证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但面对广大的乡村地区,制度的有效实施还需依靠县级政府[36],只有全面落实资金监管机制和考核评价制度,才能减少资金浪费现象,有效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
5)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为负,可能原因是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会挤压公共文化空间,有碍政府进一步提供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人均享有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下降,对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但人口密度与效率也并非总是负相关,人口密度的增加会通过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规模效应”,而最终“规模效应”将超过“拥挤效应”,有利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提升[34]。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本文还需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是将原样本时间跨度缩短为2008—2018年后重新进行回归。与上述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可知(表4),居民文化消费需求、政府重视程度以及规模效应的估计系数仍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说明研究结果较为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Tab.4 The robustness test |
| 基准估计 | 缩短样本时间跨度 | ||||||||||
|---|---|---|---|---|---|---|---|---|---|---|---|
| 变量 | 系数 | P值 | 变量 | 系数 | P值 | ||||||
| E | -0.428 | 0.399 | E | -0.979 | 0.166 | ||||||
| ln C1 | -0.041 | 0.399 | ln C1 | -0.028 | 0.702 | ||||||
| C2 | 0.018 | 0.005 | C2 | 0.026 | 0.001 | ||||||
| C3 | -0.008 | 0.262 | C3 | -0.004 | 0.596 | ||||||
| C4 | -0.969 | 0.012 | C4 | -0.864 | 0.061 | ||||||
| ln C5 | -0.155 | 0.021 | ln C5 | -0.197 | 0.041 | ||||||
3.3 门槛存在性检验及模型结果分析
表5 门槛效应检验Tab.5 The threshold effect test |
| 地区 | 模型 | F值 | P值 | 临界值 | 门槛值 | 95%置信区间 | ||
|---|---|---|---|---|---|---|---|---|
| 10% | 5% | 1% | ||||||
| 全国地区 | 单门槛 | 25.05 | 0.048 | 18.744 | 24.357 | 35.756 | 0.019 | [0.016,0.019] |
| 双门槛 | 12.18 | 0.161 | 14.485 | 19.390 | 28.521 | — | — | |
| 三门槛 | 3.11 | 0.837 | 17.325 | 23.438 | 35.847 | — | — | |
| 东部地区 | 单门槛 | 23.63 | 0.005 | 10.919 | 12.481 | 18.666 | 0.011 | [0.011,0.012] |
| 双门槛 | 24.66 | 0.005 | 10.191 | 12.240 | 18.094 | 0.017 | [0.015,0.018] | |
| 三门槛 | 2.27 | 0.713 | 10.435 | 13.769 | 22.052 | — | — | |
| 中部地区 | 单门槛 | 24.41 | 0.015 | 13.198 | 15.878 | 25.634 | 0.018 | [0.017,0.018] |
| 双门槛 | 16.12 | 0.012 | 9.390 | 12.684 | 16.621 | 0.023 | [0.023,0.023] | |
| 三门槛 | 6.80 | 0.830 | 40.684 | 56.933 | 106.788 | — | — | |
| 西部地区 | 单门槛 | 12.46 | 0.151 | 14.421 | 18.404 | 29.866 | — | — |
| 双门槛 | 8.23 | 0.139 | 9.310 | 11.520 | 18.069 | — | — | |
| 三门槛 | 6.28 | 0.385 | 11.896 | 14.718 | 20.870 | — | — | |
在东部地区估计结果中,门槛变量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在三重门槛检验中,F统计量为2.27,P值为0.713,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不存在三重门槛。而在双重门槛和单一门槛的检验中,F统计量分别为24.66、23.63,P值均为0.005,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东部地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同理,对中部地区均等化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存在双重门槛。本文进而利用模型(7)进行回归估计。
在西部地区估计结果中,均等化的三个门槛均未在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门槛存在性检验,表明不存在门槛效应。结合前文所计算的西部地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值,可知2006—2020年西部地区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为0.976(小于1),西部地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提升主要受限于纯技术效率。虽然2013年之后纯技术效率变化较2013年之前有所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说明整体上我国西部地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不合理、资源利用率低、吸引力不足、效能不高等问题突出,无法实现需求端与供给端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难以有效发挥均等化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提升作用。而东、中部地区2006—2020年技术变动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以及规模效率变动指数均大于1,表明东、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门槛效应检验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进而利用模型(7)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在全国样本中,当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低于0.019这一门槛值时,均等化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影响系数为正,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当乡村公共文化投入跨越0.019的阈值后,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估计系数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当投入水平较低时,我国乡村地区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方面会与城市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为了缩小这种差距,政府的相关政策会不同程度地向乡村地区倾斜,加大对于文化事业产品的供给力度,提高人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此外,文化事业产品通过发挥其社会功能,能够带动居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激发群众文化活动参与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效率的改善[37]。而当投入水平得以提升后,过分强调均等化会使得乡村地区产生依赖心理[38],且需要额外的监督成本用以防止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腐败浪费现象,从而未能有效发挥均等化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促进作用。
表6 门槛模型变量参数估计结果Tab.6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reshold model variable parameters |
| 地区 | 变量 | 系数 | 标准误差 | T统计量 | P值 | 95%置信区间 |
|---|---|---|---|---|---|---|
| 全国地区 | E(I≤0.019) | 2.109 | 0.721 | 2.93 | 0.004 | [0.692,3.526] |
| E(I>0.019) | -0.379 | 0.494 | -0.77 | 0.443 | [-1.349,0.591] | |
| 东部地区 | E(I≤0.011) | 0.721 | 1.211 | 0.60 | 0.553 | [-1.672,3.113] |
| E(0.011<I≤0.017) | 2.455 | 1.003 | 2.45 | 0.016 | [0.473,4.437] | |
| E(I>0.017) | -0.748 | 0.733 | -1.02 | 0.309 | [-2.197,0.700] | |
| 中部地区 | E(I≤0.018) | 2.332 | 2.172 | 1.07 | 0.285 | [-1.976,6.640] |
| E(0.018<I≤0.023) | 9.443 | 2.781 | 3.40 | 0.001 | [3.930,14.957] | |
| E(I>0.023) | 0.104 | 1.819 | 0.06 | 0.995 | [-3.502,3.710] |
注:由于西部地区不存在门槛效应,故不显示该地区的估计结果。 |
东、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不同的投入水平下,均等化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同样具有不同的影响。具体而言,当投入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时,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估计系数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而当投入水平处于第一门槛值与第二门槛值之间时,均等化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当投入水平高于第二门槛值时,均等化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影响又重新转为不显著。东、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与全国地区有所不同,其原因可能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不仅包括供给角度的“投入均等”,而且包括需求角度的“结果均等”。当投入水平较低时,高昂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管理成本使得城乡间的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难以实现,故而均等化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提升效应并不显著;当投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均衡发展成为可能,均等化通过提高乡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继而带动效率的提升。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采用超效率SBM模型中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对中国30个省(区、市)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进行分析,探究其时间、空间特征;在测度效率的基础上,进而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模型,研究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从静态来看,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增幅不显著且效率水平偏低。从动态来看,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变缓,效率由2006—2010年、2011—2015年的增长转为2016—2020年的下降,纯技术效率变化是其主要原因;样本期内,规模效应对于效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表明盲目追加投入规模已不再适应当前实际。
其次,从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多数省份(市区)在代表性年份稳定在中高效率与高效率水平,中部除山西、安徽外,其他省份(市区)均基本处于低效率与中低效率区,西部多数省份(市区)则稳定在中高效率与高效率或在低效率与高效率间波动,总体上呈现出“东部>西部>中部”的格局。虽然地区之间的效率水平并不均衡,但差距整体上呈缩小态势,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最后,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显示,居民文化消费需求、政府重视程度和规模效应均显著影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由门槛回归模型可知,全国和东、中部地区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分别存在基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的单门槛与双门槛效应。对于全国地区而言,均等化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影响表现为“由显著提升到不显著”的特征;而对于东、中部地区而言,则表现为“不显著到显著提升再到不显著”的特征。
4.2 建议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面向乡村居民,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差异显著。首先,农村人口密度较低,公共文化投入不具有规模化、集约化优势,因而在投入上乡村的规模体量偏小。其次,我国自然环境复杂,不同的村庄类型拥有不同的文化底色,乡村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征,浓烈的乡土性要求公共文化服务在产出上更加注重居民的文化需求,增加有效供给,避免供给模式的“刻板化”。最后,受文化程度及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乡村居民参与文化建设的能力不够、动力不足,因此如何激发其主体意识,提高文化参与性,成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面临的主要难题。结合上述结论与讨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最大化利用文化设施和文化惠民活动,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十一五”时期以来,伴随着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增加,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已经初具规模,未来应该集中于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将建设重点从强化投入转移到加强文化设施管理、丰富文化活动中来。例如,借助活动中心、农家书屋等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以人气促繁荣,降低文化设施的闲置率;同时应设置专项资金开展文化下乡活动,使活动常规化、制度化,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
第二,东、中、西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差异显著,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缩小区域差异。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应创新公共文化供给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线上+线下相结合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提高公共文化数字资源的影响力,同时通过培训和教育等方式同步提高公众的数字技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需优化乡村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一方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科学统筹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加强政府与市场、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合作,形成多元主体良性协作,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可持续性发展。
第三,统筹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应规避平均化倾向,需在实现有效供给的前提下推进均等化。增加有效供给可以通过“问”“专”“精”三个方面展开:“问”即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多渠道了解其实际文化需求,并及时纳入政府决策议程中,实现文化活动和功能室功能的动态调整;“专”即传承和发扬乡土文化,最大化地激发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特色,增强公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精”即精准投入,依据群众文化需求差异化、多样化的特点,实现“以需定供”,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精准对接,极大提高群众文化参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