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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Vol. 51 >Issue 6: 97 - 110

DOI: https://doi.org/10.15983/j.cnki.jsnu.2023133

旅游经济研究专题 主持人：王兆峰

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 王兆峰 , * ,
  • 梁志强
展开
  •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王兆峰,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地理、旅游管理等研究。E-mail:

Copy editor: 程琴娟

收稿日期: 2023-06-13

  网络出版日期: 2023-11-2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771162)

收起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 WANG Zhaofeng , * ,
  • LIANG Zhiqiang
Expand
  • College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Hun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6-13

  Online published: 2023-11-21

Fold

摘要

推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提高国家软实力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旅游发展优先度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研判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8—2022年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水平的时空演化格局,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探析耦合协调指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8—2022年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发展水平均值表现出以2012年、2013年、2019年、2020年为节点划分的上升-下降循环进行的5个阶段;空间上,文旅产业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分布特征。2) 2008—2022年文旅产业协调度均值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整体协调度等级较低,但等级结构在波动中渐进优化;协调度数值省际差异较大,高低值间的差距逐渐缩小。3)各省市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聚类类型不一,H-H集聚区主要为以沪、浙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其正向溢出效应明显不足;L-L集聚区主要为以贵州为代表的西部地区,需进一步打破“马太效应”僵局。4)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和科技创新均在不同分位点上对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水平产生正向影响,而市场供给产生抑制效应,政策制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关键词： 文旅融合; 时空演化; 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

本文引用格式

王兆峰 , 梁志强 . 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 51(6) : 97 -110 . DOI: 10.15983/j.cnki.jsnu.2023133

Abstract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a nation's soft power and meeting the increasingly growing spiritual and cultural demands of its people. By utilizing coupled coordination models, priority models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this study assesse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s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integration level in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8 to 2022. Quantile regression is also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index. Findings indicate that:1)From 2008 to 2022, the average level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xhibited a cyclical pattern of rise and fall, divided into five phases with the years 2012, 2013, 2019, and 2020 as turning points. Spatially,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generally followed the pattern of being higher in the eastern region,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n the western region. 2)The mean value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from 2008 to 2022 showed an overall trend of fluctuating increase. Although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level was relatively low, the level structure gradually improved over tim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in coordination values, with the gap between high and low values gradually narrowing. 3)Different provinces and cities exhibited various types of spatial cluster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integration. H-H(high-high) agglomeration areas were primarily represented by the eastern regions with Shanghai and Zhejiang as examples, but their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needed enhancement. L-L(low-low) agglomeration areas were mainly represented by western regions with Guizhou as an example, and breaking the “Matthew effect” stalemate is necessary. 4)Infrastructure, human capit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ll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integration level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t different quantile points. However, market supply exerted inhibitory effects, and policy systems did not pass the significance test.

Key words：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难以满足现实需要[1]。随着文化资源对游客吸引力的日渐增强,文化与旅游的高度融合已成为增强旅游目的地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最重要条件[2]。世界旅游组织指出,全球约有37%的旅游活动涉及文化因素,且文化旅游者每年增长15%[3]。文化作为旅游产业的灵魂,赋予旅游深刻内涵,逐渐发展成旅游活动的精神来源和旅游经济的重要推力[4-5]。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之间相互关联与渗透[6-7]。21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制定和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开展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在国家战略层面对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进行政策扶持和制度保障。在国家试点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助推下,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综合竞争力最强的战略性试点地区之一,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近年来都有了较快增长,产业融合发展的环境不断优化[8]。然而,地区间文化旅游目的地同质化严重、文化产业投资乏力等问题依然存在,进一步制约着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高效互动共振发展[9]。因此,为进一步促进长江经济带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推进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产业融合的概念最初由Rosenberg对美国机械制造业的研究演化而来[10]。延伸至今,不同学者基于差异化视角对产业融合的定义各有侧重,但都基于一个共同的认识:产业融合是一种产业边界随着产业的增长而逐渐模糊甚至消失的经济现象,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前提,产业间实现相互交叉和渗透,并逐渐形成新的产业形态[11]。同时,关于产业融合的动因、分类、途径等问题亦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2-13],这为研究文旅融合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立足产业发展规律,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存在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间的产业关联性和旅游市场需求的转变是两者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和政府部门双方力量共同作用,构成“技术创新支持-政策保障推动”的外在动力。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交互影响,以形成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14]。
国外关于文旅融合的相关研究集中于对遗产旅游[15]、影视旅游[16]、体验旅游[17]等单一类型融合业态的分析,大多认为文旅融合有助于强化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提高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吸引力以及实现文化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研究视角上,现有文献多集中于个案研究[18-19];研究方法上,多采用文献归纳法、调查研究法、深度访谈法等[20⇓-22]。
产业融合与产业耦合既有一定区别又存在密切联系。多数学者认为产业融合是在技术创新、业务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不同产业或行业间进行交叉、重组和渗透而呈现的产业边界逐渐模糊甚至消失的经济现象,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产业形态[11-12]。产业耦合是指不同产业间在信息、技术、知识和生产要素等方面实现共享、循环与互融,通过相互作用实现产业间的全方位合作与利用,并最终形成良性共振效应[23]。产业耦合不仅能够带动产业融合,还有利于促进产业绩效的增长、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并实现主要联结部分的融合与子系统时刻密切关联,能在更大范围内优化系统功能[6]。
旅游产业的关联性和渗透性强,且具有产业边界模糊等特征,其与文化产业存在天然的耦合性:首先,文化产业能带来旅游产品品质和内涵的提升,从而强化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其次,旅游产业能为文化消费开辟广阔的市场,推动文化资产价值的实现。因此,两者互通互融的演进过程能够采用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与分析。同时,已有研究表明,应用耦合协调模型可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区域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状况[6,24-25]。
在实践层面,关于文化和旅游融合的探究基本聚焦于4个方面:1)评估体系构建,如通过构建文旅产业的融合指标体系和模型来研究产业间的互补性与协同性[6],以全国面板数据为基础,探析我国文旅产业耦合发展的省际差异和时空格局演化[24];2)融合机制,包括从产业、政府、经济、科技等多个层面确定文旅产业融合的内部机制和外部动力[14];3)融合路径,主要从资源融合、市场融合、空间融合、科技融合等方面进行分析[26-27];4)政策方针设计,主要涉及文旅融合的顶层规划和方针指引、文旅融合产品的形式演变与供应模式、文旅融合人力资本开发与储备等方面[28⇓-30]。
现有研究为明晰文旅产业的特征和融合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探究区域文旅融合的影响因素上主要集中于自变量对因变量条件期望的影响,其难以反映整个条件分布的全貌。其次,在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的相关措施及政策上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区域适用性和实际可操作性略有不足。鉴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文化和旅游资源状况不一,且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带来更大的参考价值。因此,本文基于产业融合理论,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文旅产业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旅游发展优先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实证探究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1 研究区概况

长江经济带以长江为依托,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综合竞争力最强的战略性地区之一,具体包括苏、浙、皖、赣、湘、鄂、川、黔、滇9个省与沪、渝2个市。其中,又以长三角、长江中游和长江上游城市群为核心区域。长江经济带占地近205万km2,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40%[31]。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之一,在长期发展中造就了巴蜀、荆楚、吴越文化等。近20年以来,长江经济带文化和旅游产业蓬勃发展。文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持续增加,文化机构数、基建投资额分别约占全国的48%和33%; A级旅游景区数、旅游总人次及其总收入分别占全国的47%、40%、53%[8]。

2 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2.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2.1.1 指标选取与体系构建

为了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其协同状况进行科学测度,从产业融合的角度入手,借鉴以往研究成果[24-25,32-33],本着数据准确和区际比较的原则,在产业基础、产业劳动力、产业效应3个层面上共选取26个指标,建立文旅产业发展的综合评估体系(表1)。
表1 文化旅游产业评估指标体系

Tab.1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目标层 准则层 代码 要素层 单位 权重
文化产业系统 文化产业基础 C1 文物业藏品数 套 0.114 9
C2 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数 个 0.038 2
C3 万人拥有博物馆数 个 0.030 3
C4 万人拥有艺术表演场馆数 个 0.063 6
文化产业劳动力 C5 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从业人员占总业人员比 % 0.090 1
C6 文化部门教育毕业生数 人 0.087 7
文化产业效应 C7 文化及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0.070 0
C8 人均事业经费 元 0.083 0
C9 文化文物机构总收入 千元 0.070 4
C10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收入 千元 0.114 6
C11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 万人次 0.049 5
C12 艺术表演场馆观众 万人次 0.106 2
C13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亿元 0.081 6
旅游产业系统 旅游产业基础 T1 5A级旅游景区数 个 0.065 4
T2 万人拥有旅行社数 个 0.062 0
T3 万人拥有星级酒店数 个 0.074 8
T4 万人拥有住宿、餐饮限额以上法人企业数 个 0.069 9
旅游产业劳动力 T5 旅游从业人员占总业人员比 % 0.082 2
T6 旅游院校学生数 人 0.052 6
旅游产业效应 T7 国内旅游人次 千人次 0.059 1
T8 国际旅游人次 千人次 0.124 9
T9 国内旅游收入 百万元 0.130 8
T10 旅游外汇收入 百万美元 0.075 2
T11 旅行社营业收入 千元 0.052 5
T12 星级饭店营业收入 千元 0.085 0
T13 住宿餐饮增加值 亿元 0.065 6

2.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由于在2008年前,文化产业类较多指标统计口径不一,故研究时段选为2008—2022年。文化产业系统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主要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旅游产业系统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主要取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其中,个别缺失值的处理方法主要为:①搜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②在Stata软件中利用线性插值法近似模拟得出。

2.2 研究方法

2.2.1 熵值赋权法

线性加权方法在测量独立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适用性,而熵值法可以较为客观地测量出各个指标的权重,从而弱化主观因素的影响,使其更具应用价值。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熵值法和线性加权法,对研究区文旅产业发展水平进行客观评估。由于该方法比较完善,步骤详情省略[34]。

2.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从物理学领域来看,耦合协调模型是研究多个体系协同发展程度的一种重要方法,如今已广泛适用于经济社会领域。而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具有天然的耦合性,耦合度能够作为衡量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依据[31]。因此,本文在参考已有空间耦合协调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文旅产业耦合协调模型,以此来测度和评价文旅产业彼此相互融合协调的过程。模型具体表示为
C= U 1 U 2 / [ ( U 1 + U 2 ) / 2 ] 2,
D= C ( α U 1 + β U 2 )。
式中:U1、U2分别表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发展水平;C、D依次为两者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C、D∈[0,1],C、D的值越大说明两者间的耦合状况和协调状况越好;α和β均取值0.5。
同时,采用均匀函数分布法对耦合等级进行合理划分[35](表2)。
表2 文化旅游产业协调程度划分

Tab.2 Coordination degree divis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序号 协调度 协调等级 协调阶段
① [0,0.1] 极度失调
② (0.1,0.2] 严重失调
③ (0.2,0.3] 中度失调 萌芽阶段
④ (0.3,0.4] 轻度失调
⑤ (0.4,0.5] 濒临失调
⑥ (0.5,0.6] 勉强协调 起步阶段
⑦ (0.6,0.7] 初级协调 稳定阶段
⑧ (0.7,0.8] 中级协调
⑨ (0.8,0.9] 良好协调 成熟阶段
⑩ (0.9,1] 优质协调

2.2.3 旅游优先度模型

耦合协调模型能够反映文化与旅游的内在关联程度,却难以将两者之间的差异表现出来。为此,本文参考胡小海等[36]的学术成果,引用旅游相对优先度模型[公式(3)],用以测度某地区的旅游经济(相较于其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而言)是超前发展还是滞后发展。
P=Y/X。
式中:P为旅游发展优先度;X、Y分别为文化与旅游发展水平。设定当P>1.05时,为旅游优先状态;当0.95≤P≤1.05时,为同步发展状态;当P<0.95时,为旅游滞后状态。

2.2.4 莫兰指数

为进一步探析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关联性与异质性特征,借鉴Global Moran's I和Local Moran's I的空间数据分析法,揭示其融合发展的空间集聚格局与演化特征。计算公式为
I= ∑ i = 1 n ∑ j = 1 m w i j ( x i - x - ) ( x j - x - ) s 2 ∑ i = 1 n ∑ j = 1 m w i j,
Ii=zi ∑ i = 1 nWijzj。
式中:xi、xj为各省市样本数值;zi、zj为i、j省市属性值的标准化形式;wij、Wij分别为未标准化的空间权重和已标准化的空间权重。

2.2.5 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

在面板数据与分位数回归模型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利用分位数回归法对分布在不同位置的数据点进行参数估计,能够反映不同省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的差异化影响因素。同时,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模型既能有效限制个体差异,还可以反映被解释变量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变化规律,进而更好地刻画被解释变量的总体分布特点[37]。建立的面板模型为
ln Yi=α+β1ln X1i+β2ln X2i+…+β6ln X6i+μi。
式中:Yi为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Xti为因子变量;α为常数项;βi为系数变量;μi为随机误差项。

3 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测度及其演化特征

3.1 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借助综合发展水平测算模型,对2008—2022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文化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估,并从时空双维度探究其演进趋势。同时,按照地理区位因素,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东部(上海、江苏、浙江)、中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西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38]。
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文旅产业发展水平均值的移动轨迹均呈M型双峰演化态势,并在总体上划分为5个阶段(图1)。1)2008—2012年,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2008年,伴随着国家对公共博物馆等社会文化服务设施的免费开放,文化博物馆行业出现参观热潮,但由于相关行业资金补给不足和收入下降,福利政策仅带来了参观规模的短暂性繁荣。2)2012—2013年,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与第一阶段相反,呈下降趋势。2013年,长江经济带的星级酒店和文娱场所数量及其营收大幅下降;而在2012年之前,酒店和文娱场所大部分业务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活动,政府行政支出的减缩是长江经济带星级酒店和文娱场所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现象的主要原因。3)2014—2019年,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逐年上升。2014年后,随着文化和旅游产业结构转型过渡,文旅产业发展化危为安,逐渐重返增长发展趋势。4)2020年作为COVID-19蔓延的特殊年份,在文化产业再次出现小幅下滑趋势的同时,旅游产业发展水平降幅显著,同比下降41.24%,旅游业发展严重受挫。5)2021—2022年,文化产业发展水平逐年上升,恢复增长态势。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先上升后下降,受疫情常态化管控影响,旅游业发展在波动中前进。通过上述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的发展显著受到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
图1 长江经济带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增长

Fig.1 The growth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长江经济带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化(图2),二者空间分异大致折射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收缩态势。此外,从省级层面来看,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高值区主要在上海、江苏和浙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聚集,落后省份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西、重庆和贵州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带。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
图2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

Fig.2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provinc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3.2 文旅产业融合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协调度指数的实证

3.2.1 协调度指数的时序差异特征

在评析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2008—2022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协调度指数进行测算,并以此绘制研究区域协调度指数均值、极差与变异系数点线图。
由图3可知,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协调度均值变化幅度较大,整体表现为稳定上升趋势;2020—2022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协调度均值出现下降态势,其中尤以2020年降幅最为显著,同比下降14.67%。总体而言,协调度均值由2008年的0.353上升至2022年的0.505,15年间上涨幅度为43.06%。在波动变化上,以2012年、2013年、2019年和2020年为界,表现出“上升-下降”循环往复的演进规律。分析发现,协调度均值的曲线波动与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有显著的相关性。
图3 2008—2020年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协调度均值时序变化

Fig.3 Temporal variation of mean harmoniz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8 to 2020

此外,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协调状态一般。协调度指数在2008—2019年整体呈趋好态势,强劲的发展势头因在2020年受COVID-19的影响戛然而止。变异系数表现出以2020年为节点划分的先逐年稳定下降后逐年小幅上升的发展趋势。极差值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且极差曲线与协调度均值曲线发展趋势大体一致,这表明二者融合协调水平的相对发展程度与绝对差异在整体上均表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2008年以来,随着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尤其是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当地政府间的良好沟通与协作,区域行政壁垒得到一定程度的瓦解,区域差异呈现相对缩小的趋势。

3.2.2 协调度指数的空间差异特征

从省域看(表3),2008年贵州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安徽、江西和重庆位于中度失调地位,湖北、湖南、四川和云南位于轻度失调地位,浙江位于濒临失调地位,上海和江苏位于勉强协调地位。相较于2008年,2013年长江经济带文化和旅游产业协调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除上海和云南基本持平外,其余省份协调状况均上升一个等级。到2018年,贵州由中度失调提升为轻度协调,江西和重庆由轻度失调提升为濒临失调,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和云南晋升为勉强协调,上海上升为初级协调;而江苏和浙江持续位于领跑地位,作为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耦合协调水平的增长极,在2018年上升到中级协调。但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受COVID-19的波动影响,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耦合协调指数均不同程度地下降,旅游业发展受挫严重制约了协调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表3 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Tab.3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年份 地区 融合度 融合类型 融合等级 年份 融合度 融合类型 融合等级
2008年 上海 0.562 旅游优先 勉强协调 2018年 0.690 旅游优先 初级协调
江苏 0.523 旅游优先 勉强协调 0.720 旅游优先 中级协调
浙江 0.490 旅游优先 濒临失调 0.720 旅游滞后 中级协调
安徽 0.291 旅游优先 中度失调 0.503 旅游优先 勉强协调
江西 0.277 旅游滞后 中度失调 0.455 旅游优先 濒临失调
湖北 0.325 旅游优先 轻度失调 0.536 旅游优先 勉强协调
湖南 0.311 旅游优先 轻度失调 0.522 同步发展 勉强协调
重庆 0.276 旅游优先 中度失调 0.477 旅游优先 濒临失调
四川 0.329 旅游优先 轻度失调 0.570 旅游滞后 勉强协调
贵州 0.180 旅游滞后 严重失调 0.387 旅游优先 轻度失调
云南 0.324 旅游优先 轻度失调 0.511 旅游优先 勉强协调
东部地区 0.525 旅游优先 勉强协调 0.710 旅游优先 中级协调
中部地区 0.301 旅游优先 轻度失调 0.504 旅游优先 勉强协调
西部地区 0.277 旅游优先 中度失调 0.486 旅游优先 濒临失调
2013年 上海 0.596 旅游优先 勉强协调 2022年 0.621 旅游滞后 初级协调
江苏 0.609 旅游优先 初级协调 0.657 旅游滞后 初级协调
浙江 0.575 旅游优先 勉强协调 0.656 旅游滞后 初级协调
安徽 0.391 旅游优先 轻度失调 0.433 旅游滞后 濒临失调
江西 0.348 旅游滞后 轻度失调 0.440 旅游滞后 濒临失调
湖北 0.413 旅游优先 濒临失调 0.491 旅游滞后 濒临失调
湖南 0.403 旅游优先 濒临失调 0.484 旅游滞后 濒临失调
重庆 0.344 旅游优先 轻度失调 0.400 旅游滞后 轻度失调
四川 0.419 旅游优先 濒临失调 0.530 旅游滞后 勉强协调
贵州 0.266 旅游优先 中度失调 0.381 旅游优先 轻度失调
云南 0.380 旅游优先 轻度失调 0.465 旅游优先 濒临失调
东部地区 0.593 旅游优先 勉强协调 0.645 旅游滞后 初级协调
中部地区 0.389 旅游优先 轻度失调 0.462 旅游滞后 濒临失调
西部地区 0.352 旅游优先 轻度失调 0.444 旅游滞后 濒临失调
从三大分区看(表3),长江经济带文化和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不同分区文旅产业协调发展的差异较为显著,但区间差距呈现缩小趋势。2008—2022年,东、中和西部耦合协调值分别由2008年的0.525、0.301和0.277增长为2022年的0.645、0.462和0.444,年均增率分别为1.38%、2.90%和3.20%。中西部地区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地区,高值区与低值区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其主要原因在于,随着社会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文旅产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级政府相关扶持政策的陆续出台和实施,加上当地政府间逐渐形成良好的沟通与协作机制,中西部地区能够有效借鉴和吸收东部地区成功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成果,各省市发展差距逐步缩小。

3.3 协调度指数的空间自相关

3.3.1 全局自相关检验

前文分析显示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布相关性。为深入剖析二者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本文运用Stata 16.0软件计算2008—202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全局自相关Moran's I,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Moran's I检验结果

Tab.4 Test results of Moran's I

年份 Moran’ s I Z P
2008 0.165 2.656 0.004
2009 0.149 2.457 0.007
2010 0.188 2.845 0.002
2011 0.190 2.862 0.002
2012 0.234 3.313 0
2013 0.185 2.815 0.002
2014 0.187 2.844 0.002
2015 0.192 2.890 0.002
2016 0.189 2.857 0.002
2017 0.178 2.740 0.003
2018 0.136 2.322 0.010
2019 0.101 1.978 0.024
2020 0.071 1.686 0.046
2021 0.107 2.015 0.022
2022 0.101 1.960 0.025
从表4可以看出,研究期内,在P<0.05的前提下,Moran's I>0,且除2020年特殊年份外Z值均大于1.96,这表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且空间关联性表现出“增强-减弱-增强”的阶段演化特征。2008—2012年,Moran's I值呈波动上升态势,反映出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且空间聚集强度有所增大;2013—2020年,Moran's I值与第一阶段相反,呈波动下降态势,表明此时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呈正相关,但表现出空间聚集减弱特征;2021—2022年,Moran's I波动上升,二者融合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且空间聚集程度略有增强。

3.3.2 局部自相关检验

为进一步揭示邻近省份间的空间关联性,本文利用Stata 16.0软件计算探索局部Moran's I,并据此绘制2008年、2013年、2018年和2022年空间聚类图。
对比分析2008年(图4a)、2013年(图4b)、2018年(图4c)和2022年(图4d)LISA聚类图发现: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的局部自相关随时间演化,L-H聚类类型省份增加,而其他3种聚类类型基本保持不变。2008年,L-L区仅贵州省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到2013年云南通过显著性检验,进入L-L区域范围。原因可能在于:一是云南省在发展初期片面追求发展速度,传统粗放型旅游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导致文旅融合水平出现小幅下降,同时与周围省份间竞争压力加大,掉入“马太效应”陷阱;二是受金融危机的波动影响,文旅产业对外贸易受挫制约了融合水平的进一步提升。2018年,L-L区域省市范围缩小,仅存贵州省。2022年,安徽通过显著性检验进入L-H范围区,反映出H-H聚类区对中部地区的正向溢出效应不足。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期内上海和浙江始终处于H-H显著区域,但其对周围省份的正向溢出效应较小。因此,在进一步强化高水平区域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还需打破传统的区域竞争格局,加强区域间的产业协作,促进文旅融合均衡联动发展。而贵州一直处于L-L显著区域,该省需要进一步破除发展困境,积极借鉴和学习东中部地区的发展经验,打破“马太效应”僵局,不断提升文旅融合水平。
图4 2008年、2013年、2018年和2022年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空间集聚情况

Fig.4 Spatial clustering of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2008, 2013, 2018 and 2022

4 长江经济带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影响因子探析

4.1 驱动因素识别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本文进一步引用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对耦合协调值进行驱动因子分析。综合考虑社会、政治与经济因素,根据有关研究成果及现有统计资料,遴选市场供给、基础设施、政策制度、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等6个因素[24,33,39⇓-41]。其中: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可以有效激发地方文旅产业的经济活力,而资本运营的效果能够直观反映市场化政策的执行成效,选取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比重表征[24];基础设施是地区文旅产业经济发展的保障,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及其与文旅产业发展水平的匹配度都会影响基础设施建设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中的作用,选取公路、铁路和内河航道营业里程总数占行政区划面积的比重表征[40];对外开放属于政策制度的体现,对外开放能够吸引海外投资,在加快旅游人才、文化、技术和知识融合发展的同时,间接作用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选取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比重表征[24];由于现代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兼具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特征,在提高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竞争力方面,人才资源的价值日益凸显,选取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表征[33];文旅产业作为第三产业,产业结构的变化将会对地区的文旅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进行表征[39];科技创新作为第一生产力,内在驱动着文旅产业的发展,选取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表征[41]。
运用Stata 16.0软件,对不同融合水平的影响因素采用分位数回归加以处理。为进行稳健性检验,对固定效应回归(FE)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对比(表5)。Pseudo-R2值表明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干扰,对自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VIF值最大为4.89,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由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和分位数回归的原理可知,0.5分位点以下的省份基本为以贵州、重庆为代表的西部地区,0.5分位点及以上所在的省份基本为中部和东部地区。
表5 回归估计结果

Tab.5 Regression estimation results

解释变量 固定效应(FE) 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
0.1 0.25 0.5 0.75
市场供给 -0.136***(0.037) -0.161***(0.045) -0.170***(0.029) -0.169***(0.029) -0.123**(0.048)
基础设施 0.034**(0.016) 0.044**(0.021) 0.046***(0.019) 0.033**(0.014) 0.015(0.022)
政策制度 0.349(0.290) 0.185(0.143) 0.220(0.168) 0.067(0.174) 0.201(0.241)
人力资本 0.161**(0.068) 0.201(0.241) 0.185(0.143) 0.220(0.168) 0.067**(0.028)
产业结构 0.051**(0.021) 0.019(0.210) 0.045*(0.026) 0.070**(0.029) 0.027**(0.012)
科技创新 0.097***(0.010) 0.085***(0.023) 0.092***(0.013) 0.089***(0.008) 0.105***(0.008)
常数 0.014(0.025) 0.097(0.063) 0.121**(0.048) 0.123***(0.047) 0.107(0.088)
Pseudo-R2 0.818 0 0.562 5 0.600 5 0.615 0 0.619 3
观测值 165 165 165 165 165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模型Bootstrap 500次。

4.2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因子作用机理

各影响因子的回归系数正负一致,且数值大小较为相近,表明模型结果相对稳定。除市场供给对文旅融合水平产生抑制效应、政策制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余因子均具有促进效应。与我国文旅产业融合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比较分析发现[24,33],政策制度、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和科技创新的作用具有一致性,而市场供给和基础设施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偏差,这反映了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影响因素的共性与个性。
市场供给在不同分位点上都对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与0.1、0.25和0.5分位点的回归系数值相比,0.75分位点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更小。这是由于在投资领域方面,相比较而言,以上海、江苏和浙江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对文旅产业的投入要优于中西部地区;但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相对侧重传统行业而忽视文旅产业的资金需求,对文旅产业的投入相对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融合水平的提升。
基础设施分别在0.1、0.25和0.5三个分位点上存在显著的正面效应,而在0.75分位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对0.75分位点以上的省市而言,交通条件不再是限制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水平进一步提升的主要原因;而对其他三个分位点来说,着力提升交通运输水平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促进区域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缩小与高分位点所在省市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差距的有效途径。
政策制度的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比对长江经济带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不产生影响。对长江经济带而言,当前政策环境对文旅产业协调驱动动力不足,对文化旅游市场活力调控尚未形成影响力。这一研究结果可能与当前长江经济带文化和旅游的产业和事业属性尚未完全剥离,外部资本在文旅行业投资权限不足有关。
人力资本仅在0.75分位点对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具有正面影响,而在其他分位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0.75分位点所在的省市主要为以上海、南京和杭州为代表的长三角城市群,高素质人才集聚带来了充足优质的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共育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协调发展的强劲力量。其他分位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是因为当前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相对不高,难以满足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现实需要。
产业结构除在0.1分位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3个分位点对文旅产业融合协调水平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带动效应。在0.25和0.75分位点的回归系数值小于0.5分位点的回归系数值,说明产业结构对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时空分异具有“倒U型效应”,中部地区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红利时期,此时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促进作用更强。
科技创新在不同分位点上都对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一般认知相吻合。从低分位点到高分位点,回归系数值总体呈增大趋势,且在0.75分位点时的回归系数值最大,这表明当前以上海、江苏和浙江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受科技创新的正向驱动作用最为明显。对整个长江经济带而言,着力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将有效促进其区域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协调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总体而言,在不同的融合水平下,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凸显了市场供给、产业结构以及人力资本的差异化效应,从而增强了其回归分析的科学性与指导性。在0.1、0.25和0.5分位点处,市场供给的抑制效应尤为突出,贵州、安徽和江西等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多倾向传统行业导致文旅产业发展资金不足,区域文化和旅游产业增长乏力。在0.5分位点处,产业结构的正面效应最为显著,产业结构作为促进中部地区文旅产业融合的关键要素,也是现有文献中涉及的重要动力[39]。到0.75分位点时,人力资本的正向作用开始显现,而对其他分位点无明显影响。0.75分位点所在省市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高素质人才,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从而满足对高素质人才的现实需要。不同分位点所呈现的回归结果及其特征反映出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各省市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影响因素。不同分位点影响因素的差异为有针对性地加强各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8—2022年文旅产业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旅游发展优先度模型以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研判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时空分异,并利用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分析其耦合协调指数的驱动变量,结论如下。
1)2008—2022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值差异较大,整体表现出以2012年、2013年、2019年和2020年为节点划分的“上升-下降”循环进行的5个发展阶段。空间上,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存在显著的分化,大致折射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分布特征。
2)2008—2022年,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协调度均值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20年因受COVID-19影响降幅显著。从协调度等级看,各省市整体协调度等级较低,但等级结构在波动中渐进优化。从协调度数值看,各省市差异较大,高值区在沪、苏、浙聚集,低值区在赣、渝和黔聚集,高低值间的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
3)2008—2022年,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协调度全局空间相关性显著,并表现出“增强-减弱-增强”的阶段演化特征;局部自相关格局随时间演化,L-H聚类类型省份增加,而其他3种聚类类型基本保持不变。H-H主要分布在上海和浙江,高水平区域的正向溢出效应较小,辐射带动作用不足。而L-L主要分布在贵州,需要进一步破除发展困境,打破“马太效应”僵局,不断提升文旅融合水平。
4)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和科技创新均在不同分位点上对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水平的空间分布产生正面影响;而市场供给对文旅融合水平产生抑制效应,政策制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0.1、0.25和0.5分位点处,市场供给的抑制效应尤为突出;而在0.5分位点处,产业结构的正面效应最为显著;到0.75分位点时,人力资本的正向作用开始显现,而对其他分位点无明显影响。

5.2 建议

1)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文化资源优势的转换。依托长江经济带的异质性文化资源,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对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同时,推进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实现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统一。
2)打破传统的区域竞争格局,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的辐射效应。在强调区域间文化旅游发展差异化的同时,加强省市间的产业协作力度;倡导资源互享、客源互送、线路互通及政策互惠,提升区域间文旅产业的协同发展能力,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文化旅游圈。
3)聚力补齐各省市协调发展短板,改善其优势影响因子。对赣、渝和黔等协调等级较低的省(市)而言,应兼顾各影响因子层面的作用,加强对文旅行业专业人才的培育,对文化和旅游资源进行合理规划与开发。最为关键的是进一步加大对文旅产业投资的倾斜力度,以此保证充足的资金来源。对融合协调水平相对较高的中高值省份而言,应着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在加强人力资源共育的同时,促进文旅产业与科学技术深度融合,实现文旅产业的高效发展。
不可避免的是,本文仍存在许多欠缺:首先,由于数据获取的可操作性不强,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基本研究单元,后续可尝试缩小研究单元的范围,聚焦于市域或县域,更为准确合理地反映地区文旅产业发展状况;其次,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观性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的偏差,未来仍需探讨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再次,考虑到文化的独特性,其对旅游的作用机制仍需深入研究;最后,在影响因素探析上并未涉及空间溢出效应,可尝试采用面板空间计量模型等分析影响长江经济带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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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FANG Y P, BI D D, CHEN H Y, et al. Spatial effects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clustering on tourism innovat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6):1521-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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