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及节点角色演化

王钊, 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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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2023, Vol. 51 ›› Issue (6) : 111-122. DOI: 10.15983/j.cnki.jsnu.2023134
旅游经济研究专题 主持人:王兆峰

中国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及节点角色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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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structure and node role evolution of the related transaction network of Chinese listed cultural and tourism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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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网络为认知文旅产业经济空间联系演化的深层次机理和多样化趋势提供了创新性视角。关联交易网络作为企业间业务往来的重要表征形式,兼具横向企业间联系与纵向子母公司间联系的双重特征属性。采用2000—2021年文化类和旅游类上市企业的关联交易数据,揭示文旅企业关联交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特征,并对网络节点的地位和角色进行识别。研究发现:2000—2021年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额总体呈波动增长态势,参与文化旅游业的行业不断丰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首要关联方;随着关联交易量提升,网络的空间覆盖范围扩大,跨地区的长距离联系不断增加,整体网络由简单的“放射状”向复杂的“网络”结构演化,少数中心度高的节点在网络中起“枢纽”作用;节点转变中心性和转变控制力水平不断提升并服从高-高、低-低一维分布规律,北京和上海一直是网络的领导核心城市,杭州、沈阳和长沙在不同时期承担中心集约或权力门户角色,大量中西部节点在网络中为裙带边缘角色。

Abstract

Enterprise networks provide an innov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deep-seated mechanisms and diversified trends of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spatial linkages in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characterization of business transactions among enterprises, the related transaction network has the dual attributes, horizontal links among enterprises and vertical links among subsidiaries and parent companies.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related transactions of listed cultural and tourism enterprises from 2000 to 2021,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related transaction networks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enterprises as well as their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revealed, and the status and roles of network nodes are identified.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overall related transaction value of listed cultural and tourism enterprises from 2000 to 2021 experienced staggering growth, and the industries involved in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had been enriched, the leasing and business services industry being mainly related parties. With the increase of related transaction volumes, expansion of network's spatial coverage, and growth of long-distance connections across regions, the overall network evolves from a simple “radial” structure to a complex “network” one, with a few nodes of high centrality playing the role of “hubs”. The level of node shift centrality and shift control increases, and obeys the one-dimensional distribution of high-high and low-low. Beijing and Shanghai have always been the leading and core cities of the network, while Hangzhou, Shenyang, and Changsha have played the role of center or power portal at different times, and a large number of nodes in Midwest China have taken on the role of crony edges in the network.

关键词

文旅上市企业 / 关联交易网络 / 空间结构 / 演化特征 / 节点角色

Key words

listed cultural and tourism enterprises / related transaction network / spatial structure /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 node roles

引用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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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钊 , 王欢. 中国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及节点角色演化.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51(6): 111-122 https://doi.org/10.15983/j.cnki.jsnu.2023134
WANG Zhao , WANG Hu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node role evolution of the related transaction network of Chinese listed cultural and tourism enterprises.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3, 51(6): 111-122 https://doi.org/10.15983/j.cnki.jsnu.2023134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旅游发展格局大背景下,挖掘旅游经济空间演化规律及城市节点角色,既是宏观层面推动新发展格局建设的理论基础,也是地方层面突破自身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实践必要。经典的旅游经济空间研究十分重视总部、分公司、业务点等旅游经济要素的空间集散状态、行业特征及驱动因素[1-2]。21世纪初,随着“流空间”理论及相应研究范式的提出,旅游流[3-4]、信息流[5-6]、旅游产业关联[7]等微观旅游经济要素流动格局的探讨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作为经济空间演化的基础动力和微观主体,企业间的要素流动映射并塑造着区域经济空间联系,因此其成为认知旅游经济空间结构演化深层次机理的创新视角[8-9]
企业间跨区域资本、技术、信息和人员的流动,形成了供需关系、投资关系、组织人员关系等不同属性的复杂企业网络[10-11]。21世纪初,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基于总部-分支机构数据构建了连锁网络模型,为企业网络视角下的经济空间网络研究提供了实证路径[12-13]。在实证基础上,诸多学者对企业网络映射为城市网络的转译模型进行改进,形成了所有权关联模型、连锁网络模型和双模网络模型等[14-18]。近年来,随着企业网络经济空间结构研究的持续深入,以企业间实质性联系直接构建并分析经济空间结构成为新方向,并出现企业行业类型不断细化、企业联系数据源不断扩展等新趋势[19-20]。如以企业间的并购数据[21]、投资交易数据[22]、董监高数据[23]等为载体,分析不同企业网络映射下的差异化关联结构特征[24],区域间交互作用机制[25]以及所带来的多元外部性效应[26]等内容。然而,不同企业联系数据对城市间经济联系的表征能力存在差异,寻找一种能更全面综合表征区域间实质性旅游经济联系的数据来探讨经济空间演化规律仍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上市企业关联交易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规模化运作出现的经济现象[27]。在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披露》中,“关联交易”被定义为“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自证券市场建立以来,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在关联方之间均存在着密切的购销、资产重组、资金往来以及担保、租赁等事项。因此,在经济学、管理学研究中,关联交易成为企业集团治理[28]、供应链结构分析[29]、绩效管理与制度规范等研究的重要依据[30]。我国的关联交易关系错综复杂、关联主体多元,既存在纵向关联关系(如母子型、合营公司型关联关系),也存在横向关联关系(如受一方控制的两方或多方之间构成关联方关系)。有学者探讨了关联交易的复杂网络结构特征[31]、所映射的产业价值链位置[32]及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33]等内容,但受学科分野的影响,相关研究仍局限于网络本身及其对企业治理绩效的影响等方面,尚未将关联交易网络的空间属性纳入研究框架中来。事实上,以购销、资金、人事等多元关系为纽带,企业关联交易网络已成为不同城市间重要的资源集散通道,为研究区域旅游经济空间结构提供了理想的研究载体。
因此,本文以中国文旅上市企业为例,研究其关联交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及节点角色的演化特征。在赋予关联交易网络空间属性的基础上,对各地市在旅游经济结构中的角色进行分类、比较、定位,以期从“整体性”“联系”范式下探讨不同节点在经济网络结构中的控制、协调能力,挖掘不同时期文旅企业经济联系空间的复杂演化规律,为不同地区进行旅游经济功能角色战略定位提供决策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首先,对文旅上市企业进行筛选和判定。由于证监会行业标准中无直接对应于文化和旅游的行业类别,且存在主营业务多元、旅游业务相对核心业务占比较少的综合类企业,因此采取以下步骤进行企业名录的确定:1)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分类中,选择具有标准行业代码的新闻出版业(85),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和录音制作业(86),文化艺术业(87)的上市企业;2)选择房地产业、商务服务业、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业等其他行业中存在以旅游为主营业务的上市企业;3)为避免遗漏,并参考梁茹等[23]文旅上市企业相关文献和行业研报进行多重比较和确认。最终筛选出在中国沪、深两市上市的85家文旅上市企业名录(表1)。其次,依据企业主营业务和文化/旅游业务营业收入占比,将85家企业分别归类到文化类企业和旅游类企业,其中旅游类企业35家、文化类企业50家。
表1 文旅上市企业名录

Tab.1 List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culture and tourism category

分类 企业名录
文化类
50家
华数传媒、华媒控股、湖北广电、视觉中国、中原传媒、华闻集团、北京文化、欢瑞世纪、电广传媒、粤传媒、奥飞娱乐、慈文传媒、省广集团、鼎龙文化、万达电影、金逸影视、华谊兄弟、天舟文化、捷成股份、光线传媒、百纳千成、新文化、中文在线、芒果超媒、唐德影视、幸福蓝海、华凯易佰、世纪天鸿、中信出版、锋尚文化、中视传媒、城市传媒、中文传媒、祥源文化、浙数文化、文投控股、长江传媒、博瑞传播、中国电影、中南传媒、上海电影、皖新传媒、新华文轩、南方传媒、凤凰传媒、中国出版、新经典、横店影视、出版传媒、读者传媒
旅游类
35家
万科A、华侨城A、通程控股、华天酒店、张家界、岭南控股、新华联、三木集团、苏宁环球、ST凯撒、腾邦国际、三湘印象、峨眉山A、招商蛇口、丽江股份、云南旅游、三特索道、浙江永强、众信旅游、宋城演艺、金马游乐、中青旅、首旅酒店、国旅联合、大连圣亚、绿地控股、国脉文化、豫园股份、曲江文旅、西藏旅游、百大集团、金陵饭店、中国中免、长白山、九华旅游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东方财富数据库(https://data.eastmoney.com),部分缺失数据通过企查查网站 (http://www.qcc.com)进行补充。数据内容包括上市公司企业名称、上市公司所在地、关联方名称、关联方所属行业、关联方所在地、关联交易时间、关联交易金额、关联交易简介等关联交易信息和属性信息。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2021年,共获得原始关联交易数据15 261条。在数据获取基础上,以上市企业和关联方所处地级及以上行政区为统计单元进行数据归并,对处于同一城市的企业与关联方、关联方地址在港澳台地区和国外、关联交易额为负和为零的交易数据进行剔除,形成以上市企业和关联方所在城市为节点、以城市间企业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总额为权重、具有空间属性的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网络。

1.2 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刻画复杂网络的结构特征提供了丰富的指标,本文通过加权节点中心度、累计节点强度分布和凝聚子群、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等指标或方法来揭示网络结构特征。

1.2.1 加权节点中心度

节点i的加权节点中心度为与其相连的所有节点的边权总和。相对节点中心度,加权节点中心度在联系数量的基础上还考虑了关联交易规模,因此能更综合体现节点在网络中的中心性地位和重要程度。加权节点中心度为加权节点出度和加权节点入度之和,公式为
Siout= j=1najiwij,
(1)
Siin= j=1naijwji
(2)
式中: Siout是加权节点出度; Siin是加权节点入度;aijaji分别表示城市i到城市j和城市j到城市i的边的数量;wijwji分别表示城市i到城市j和城市j到城市i的交易规模。

1.2.2 累计强度分布

累积强度分布是指网络中节点强度不小于S的节点所占比例。用nS表示网络中节点强度为S的节点个数,n表示加权网络中的节点数量,则节点强度分布表示为
P(S)=nS/n
(3)
累积节点强度计算公式为
P(SS0)= S=S0SmaxP(S),
(4)
P(S)~S-r
(5)
式中:P(SS0)表示累积节点强度不小于某点处节点强度S0的部分;Smax指网络中节点强度的最大值。如果节点强度分布服从幂律关系P(S)~S-r,则具有长尾、无标度、线性的幂律分布特征,r为幂律指数。

1.2.3 凝聚子群

本文采用建立在互惠性基础上的派系(cliques)研究方法来界定凝聚子群[34]。派系的生成条件非常严格,一般指至少包含3个节点的最大完备子图。因此,采用派系这一对成员关系要求高的分析方法,来探讨企业跨区域关联交易所形成的互惠性子群,从而进一步理解城市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密切互动关系以及网络组织方式。首先,对旅游上市企业的关联交易矩阵进行二值化处理;其次,以节点为4的子群数量为临界值,运用UCINET软件的cliques模块进行派系特征分析。

1.2.4 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

2011年,Neal基于递归思想提出一种对网络中心性再认识与权力测度再深化的新方法,即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35]。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更加考虑网络链接特征,弥补了传统节点中心度等指标无法完全反映节点网络地位与权力等级的弱点。因此,本文参考相关研究[11],基于有向加权的转变中心性(directed alternative centrality, DAC,式中记为VDAC)与转变控制力(directed alternative power, DAP, 式中记为VDAP)公式,进一步量化并判断节点在整体网络中的功能、地位及角色。
VDACi= jkij× Sjout+kji× Sjin,
(6)
VDAPi= jkijSjin
(7)
式中:kijkji分别为城市j向城市i和城市i向城市j发出链接关系的数量; Sjin Sjout分别为城市j加权节点入度和加权节点出度。
DAC值越大表示该城市在网络中处于资源聚集与扩散的“中心地位”,即“威望”更高;DAP值越大表示该节点城市在网络中对资源的集聚与扩散的控制力越强,即“权力”更高[11]。两者组合可以判定城市在中心力和控制力两个维度上的功能强弱,进而判断出城市节点在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细化识别城市地位与属性特征[36-37]

2 中国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概况

2.1 整体交易总量波动提升,出现低水平波动和高速增长两个阶段

从时间上看,研究期内中国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图1)。2000年关联交易总额为20 346万元,2021年增长到2 197 662万元,是研究期初的108倍。其中,2000—2010年总交易额均呈低位波动,增长幅度小;自2011年开始,关联交易总额快速增长,至2020年关联交易总额达到最高值2 829 371万元;受疫情影响,2021年关联交易额出现大幅下降。从文化和旅游类企业各自的发展趋势来看,总体上两者的关联交易量水平相当,且均呈波动上升趋势,但文化类企业关联交易额在2011—2014年发展较为迅猛,且受疫情影响较小,2019—2021年未出现大幅下跌;而旅游类上市企业关联交易额自2015年开始波动增长,且在2018年到达顶峰后出现大幅下降,是影响文旅上市企业整体关联交易水平的重要因素。
图1 2000—2021年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额变化

Fig.1 Changes in the value of connected transaction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culture and tourism category from 2000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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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联行业不断丰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首要关联行业

对关联方所属行业和关联交易额进行分析发现,不同时期关联方所属行业类别不断增加(图2)。2000—2021年,关联行业由10个增加到18个,且出现多个高交易额的关联行业。这说明中国文旅上市企业的关联交易关系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行业参与到文化和旅游业的经济联系中来。具体来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文旅行业产生的关联交易最多,关联交易额占总交易额的39%,是文旅企业关联交易的重点行业。此外,不同时期主要关联交易方的行业类别存在差异,文化类企业在2011—2015年与社会组织产生了大量关联交易,在2016—2021年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行业开展了较多关联业务;旅游类企业则更倾向于与房地产、交通运输、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开展关联交易,如旅游类企业ST凯撒与各大航空公司存在长期大量的劳务和商品购销业务。
图2 关联方所属行业雷达图

Fig.2 Radar chart of related parties b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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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联交易网络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3.1 整体结构演化特征

3.1.1 网络联系不断增长、空间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网络结构趋向复杂化

研究期内,中国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网络的联系数量、空间覆盖范围、结构形态不断演化(图3)。首先,参与关联交易网络的节点数量由2000—2005年的27个增加至2015—2021年的125个,联系数量则由41条增长到369条。其次,关联交易网络覆盖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跨地区的长距离联系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中西部地区城市节点参与到关联交易网络中,中西部节点占比由48%增加到54%。再次,整体网络结构由简单的“放射状”结构向复杂的“网络”结构演化:2000—2005年,以北京市为中心的放射状联系占据主导;2010年后,以上海、深圳、海口为顶点的辐射联系明显增多,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成都、重庆、拉萨、乌鲁木齐等城市,跨地域联系和邻近式联系并存,网络结构趋向复杂化。
图3 2000—2021年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网络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制作,底图无修改,网络版为彩图。

Fig.3 The connected transaction network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culture and tourism category from 2000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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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网络呈低密度、高关联度、高聚集度的特征,节点中心度服从幂律分布

利用复杂网络指标对不同时期关联交易网络的密度、关联度和平均聚类系数进行测算(表2)。研究发现:网络密度呈下降趋势(由0.060下降到0.024),且密度值较低;而网络关联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由0.405上升到0.665),平均聚类系数不断提高(由0.085上升到0.456)。2016—2021年,整体网络结构呈低密度、高关联度、高聚集度的特性。尽管中国文旅上市企业对外交易量和辐射范围不断提升,但新增的城市节点往往只倾向与个别高中心度城市节点产生关联交易,节点之间的横向交易联系尚未充分形成,由此导致实际连接数量与理论连接数量的比值(网络密度)下降,意味着网络凝聚力和集团化程度提升高度依赖部分高中心度节点。节点累计强度分布的幂函数拟合结果也显示,节点中心度服从幂律分布,即少数中心度高的节点往往成为“枢纽”,对网络起决定性作用;网络中存在大量低中心度节点,具有明显的长尾特征。
表2 关联交易网络的密度、关联度、平均聚类系数和累计度分布拟合函数

Tab.2 Density, relatedness and average clustering coefficient of the connected transaction network

年份 密度 关联度 平均聚类系数 幂函数 R2
2000—2005年 0.060 0.405 0.085 P(k)=1.007k-1.126 0.993
2006—2010年 0.051 0.139 0.215 P(k)=1.003k-1.513 0.998
2011—2015年 0.022 0.427 0.194 P(k)=0.991k-1.178 0.996
2016—2021年 0.024 0.665 0.456 P(k)=0.521k-1.651 0.996

3.2 子群结构演化特征

3.2.1 网络中互惠性联系和派系数量不断增加,北京、上海等城市在派系间发挥中介作用

从数量上看,2000—2021年派系的数量不断增多,2010年前的网络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派系,2011—2015年存在7个派系,2016—2021年派系的数量增加到23个(图4)。派系是基于互惠性基础的严格凝聚子群,这意味着中国旅游上市企业关联交易网络中存在的密切互惠性联系明显增多。此外,不同派系中存在众多重合的城市节点,如2011—2015年的所有派系都包含北京市,2016—2021年北京出现在21个派系中、上海出现在19个派系中,这意味着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节点在网络中承担着联系的枢纽功能。
图4 关联交易网络的派系特征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制作,底图无修改,网络版为彩图。

Fig.4 Fa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ffiliated transaction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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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派系成员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有突破地理距离限制向中西部地区发育的趋势

从空间上看,派系成员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2011—2015年派系成员中东部地区城市占67%,2016—2021年占70.4%。从成员之间的空间距离看来,互惠性关联交易链接逐渐突破地理距离限制,如2016—2021年派系成员中除武汉、长沙、成都、重庆等中部地区城市外,20-派系{北京、海口、拉萨、武汉}中的拉萨、22-派系{兰州、上海、天津、长沙}中的兰州均与东中部城市形成完备子图。这说明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网络不只是单向的辐射性扩散,部分中西部节点已经开始参与到核心交易网络中,形成了互惠性经济联系。

3.3 网络节点的角色演化特征

3.3.1 节点的中心性和控制力组合总体服从高-高、低-低一维分布规律

根据DAC和DAP测度结果,对城市节点在网络中的中心性和控制力进行二维复合,发现城市节点中心性和控制力组合服从一维分布规律(图5)。2010年前关联交易网络的DAC和DAP整体水平较低。其中,2000—2005年第一象限(高中心性-高控制力)节点数量占比为10.53%,第三象限(低中心性-低控制力)节点占78.95%。2010年后,DAC和DAP整体水平大幅提升。其中,2016—2021年第一象限(高中心性-高控制力)节点占比为1.79%,第三象限(低中心性-低控制力)节点占比提高到97.32%。一维分布的特征说明节点的中心性-控制力两极分化严重,仅少数节点拥有较强的中心性和控制力,大多节点处于被支配地位。对节点DAC和DAP值进行相关分析,4个时间段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794、0.811、0.909、0.935,这进一步验证了节点中心性和控制力组合具有一维特性,随着关联交易网络的复杂化而不断强化。
图5 城市节点的DAC和DAP测度结果及分布

Fig.5 DAC and DAP measurements of urban nod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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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北京和上海为领导核心城市,杭州、沈阳和长沙在不同时期承担中心集约或权力门户角色

结合城市地位与属性特征,对城市节点进行角色分类(表3)。北京和上海一直处于高中心性-高控制力的地位,为领导核心城市。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北京和上海拥有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强大的资本市场,既是多家文旅上市企业集聚地,也是对外开展投资、租赁、购销等经济活动的扩散源。兰州、成都、昆明等诸多中西部节点城市在网络中扮演裙带边缘角色。相较而言,中西部城市文旅企业及相关产业链培育不足,多为关联交易网络中一次关联辐射对象,且关联交易额不高,进一步辐射能力较弱,因此在网络中的中心性和控制力均较低。此外,网络中还存在部分关系非匹配的“高-低”组合和“低-高”组合城市。如2000—2005年,由于ST张家界与长沙的众多关联方存在强业务关联,位于上海的三湘印象和位于兰州的出版传媒与沈阳的关联方存在大量业务交流,使得长沙和上海的控制力在网络中的地位上升,但与特定区域的业务交流和关联交易使得节点辐射范围较小,转变中心性不高,两城市均为权力门户城市。杭州市在2000—2005年扮演了网络中心集约城市角色,这与杭州的华数传媒、祥源文化和浙数文化等企业与无锡、上海的关联方开展的多元关联业务(资产收购、商品购销等)密切相关,显示出较强的外部资源控制力,但总体关联交易额度较小,中心集约特征明显;2011—2015年杭州市与外地存在大量双向的关联交易业务,对外部资源的集散力和控制力都达到峰值,跻身领导核心城市角色。
表3 城市节点的角色分类

Tab.3 Role classification of nodes in the network

时期 领导核心城市 中心集约城市 权力门户城市 裙带边缘城市
2000—2005年 北京、上海 杭州 长沙、沈阳 武汉、海口、常州等14个
2006—2010年 北京、上海 沈阳 杭州、海口、长沙等15个
2011—2015年 北京、上海、杭州 沈阳、金华、海口等64个
2016—2021年 北京、上海 杭州 深圳、海口、金华等109个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联系”的视角和研究范式,利用2000—2021年中国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数据,构建了4个时期的中国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网络,测度了不同时期关联交易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子群结构特征和网络节点角色演化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1)2000—2021年,中国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额总体呈波动提升态势,出现低水平波动和高速增长两个发展阶段。与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的行业不断丰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首要关联行业。
2)2000—2021年,中国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网络的联系数量不断增长,空间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跨地区的长距离联系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中西部地区城市节点参与到关联交易网络中。整体网络结构由简单的“放射状”结构向复杂的“网络”结构演化。网络呈低密度、高关联度、高聚集度的特征,节点中心度服从幂律分布,少数中心度高的节点在网络中起“枢纽”作用。
3)凝聚子群分析显示,网络中互惠性联系增多,派系数量不断提高,北京、上海等城市在派系间发挥中介作用。派系成员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有突破地理距离限制向中西部地区发育的趋势,部分中西部节点(兰州、拉萨等)已经开始参与到核心交易网络中,形成了互惠性经济联系。
4)节点层面,节点转变中心性和转变控制力水平不断提升,中心性和控制力组合总体服从高-高、低-低一维分布规律,且随着关联交易网络的复杂化而不断强化。通过城市角色类型划分发现,北京和上海在不同时期均为网络的领导核心城市,杭州、沈阳和长沙在不同时期承担中心集约或权力门户角色,大量中西部地区节点如成都、昆明等在网络中扮演裙带边缘角色。

4.2 讨论

关联交易作为一种企业间业务往来或实施重大影响的经济行为,对拓展和深入探究企业视角下旅游经济空间相互作用关系及演化规律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研究或侧重旅游经济要素的在地性分析,或基于数理模型对旅游经济联系进行粗略模拟,在经济联系分析的准确度、有效性和参考性上存在不足,强化多元视角的研究成为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研究的重要方向。
关联交易视角下的经济联系结构研究区别于以往基于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投资关系、董监高人员关系等的研究结果,是立足于企业实质性经济联系这一维度所考量的空间关系,具有经济联系内容具体、动态、多元等特点,为深挖宏观经济联系结构演化的内在机理和驱动机制提供了可行的研究路径。
此外,本文基于转变中心性和转变控制力对各地在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网络的角色进行了识别。区别于统计规模意义上的“角色”分析,“联系”视角下的“角色”更取决于各地在整体网络中的控制和协调能力,每个地方的角色属性在一个更为宏观的系统结构中得以分类,这种从内部属性向外部关系转变视角下的定位更具战略意义。
从结果来看,如何打破当前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网络中节点中心性和控制力的一维分布规律,实现中心性或控制力的提升和网络节点角色的跃迁,是经济空间全局协同的战略方向,也是地方融入全局经济网络的实践需要。因此,未来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关联交易视角下的经济空间研究:一方面深化对文旅上市企业关联交易网络的形成机理及其与宏观空间经济网络协同演化机制的探讨,以揭示企业网络视角下旅游经济空间生长发育地理过程的微观机理;另一方面,加强对关联交易网络与已有基于专利合作数据、并购数据、投资交易数据、董监高数据研究结果的结合与对比,更全面体现产业之间、企业之间的复杂空间关联特征,揭示并完善旅游经济空间复杂性演化的一般性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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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百萍, 刘庆广, 韦传慧. 旅游上市公司时空态势行业差异研究[J]. 地理科学, 2015, 35(2):176-182.
摘要
采集旅游上市公司样本资料,研究旅游上市公司空间分布、发展变化的行业差异,样本公司分属住宿餐饮业、商务服务业、公共设施管理业。空间分布特征:① 集聚分布,具有“溯源”性。住宿餐饮业、商务服务业分布指向高级别中心城市,北京、深圳2市最集中。公共设施管理业指向高级别旅游吸引物分布地,省区分布非常分散。② 比较中国旅游企事业单位省市排名,旅游上市公司集聚区与旅游企事业单位集中区错位分布。③ 主营业务投资地区分布受行业特征影响,住宿餐饮业、商务服务业投资异地化,分散化;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本地化,集聚化。分析样本公司年份区间数量及行业归属变化,得出结论:① 住宿餐饮业、商务服务业行业变化活跃,时间序列间歇式缓慢发展;② 公共设施管理业行业相对稳定,“井喷”后缓慢延续发展。
LIU B P, LIU Q G, WEI C H. Industry differences of spatio-temporal situation about listed tourism companies[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2):17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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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玲, 王甫园. 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的中国省际旅游者流空间网络结构特征[J]. 地理研究, 2020, 39(3):669-681.
摘要
高速交通时代旅游者流空间网络结构具有什么特征,是全国旅游流空间组织和管理需要探索的基础问题。贴近客观实际修正引力模型的相关参数,测算中国省际旅游者流,结合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索空间网络结构的优势、联系和发育水平。分析发现该网络结构稳定,旅游者流大量汇聚于中国的东南半壁、流动不对称、邻近型和跳跃型空间联系结构并存、层级性明显。具体表现为:首先,从优势水平来看,旅游流大量汇聚于上海(东)-广东(南)-四川(西)-河北(北)区域范围内。其次,从联系水平来看,东部三省江苏、浙江、山东是各地优势流量的主要汇聚之所,西藏的排名靠末。最后,从发育水平来看,旅游流动不对称,网络有“紧密团块型”和“飞地跨越型”两种空间联系结构且表现出层级性,不平衡发育状态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
ZHOU H L, WANG F Y. Research on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provincial tourist flow spatial network in China based on the modified gravity model[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3):669-68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network structure of tourist flow in a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era are the fundamental issue that needs to be explored in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national tourist flow. Through modification of relative parameters of the gravity model close to reality to calculate the inter-provincial tourist flow, and with application of the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to measure the superiority, connectivity and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inter-provincial tourist flow spatial network structure in China, the research reveal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network structure: the structure of the inter-provincial tourist flow spatial network in China is stable, with tourist flows converging in Southeast China, asymmetric flow, coexistent spatial connectivity structures of proximity type and skipping type, and significant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n practical terms: (1) Seen from the superiority of the inter-provincial tourist flow spatial network in China, main tourist destinations and main target tourism markets are overlapping, the tourism flow largely converges within the region along Shanghai (East)-Guangdong (South)-Sichuan (West)-Hebei (North); (2) Seen from the connectivity level of the inter-provincial tourist flow spatial network in China, three eastern provinces of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dong are main converging places with the superior tourism flow from various regions, among which Jiangsu and Zhejiang even have created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while Tibet is at the bottom of the list, especially the flow from Hainan; (3) Seen from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inter-provincial tourist flow spatial network in China, the entropy is fairly high, and the structure is stable; the tourism flow presents asymmetry at a certain level, and the spatial converge of superior tourism flow is obvious; and there is basically no group-organizing phenomenon within the spatial network; the inter-provincial tourist flow spatial network China has two types of structure, namely “close mass connection structure” and the “enclave spanning connection structure”. The former is represented by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and the latter by Jiangsu and Guangdong; the inter-provincial tourist flow spatial network in China is of hierarchical nature, roughly presenting a pattern of eastern-central-western gradient weaving; and the status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will remain unchanged for a relatively lo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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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景怡, 周子涵, 张高军. 传统节点与新型节点:深圳旅游流网络结构[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51(2):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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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J L, MING Q Z, SHI P F, et al.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urism information flow network in China based on Baidu index[J].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1, 49(6):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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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 刘家明, 朱鹤, 等. 中国旅游产业投资及旅游发展空间结构响应:基于2000—2015年旅游业三大核心部门数据的分析[J]. 地理科学, 2019, 39(2):204-213.
摘要
以旅游业三大核心部门(旅游饭店、旅游景区和旅行社)的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源投资为研究变量,分析了2000~2015年中国旅游产业投资演化及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的响应。研究发现,中国旅游产业投资存在与旅游发展总体协调、省域空间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多样和部门差异明显的特征;省域旅游发展响应系数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旅游产业投资的“时间磨蚀效应”和“绩效累积效应”;在“空间牵引效应”作用下,中国旅游产业投资促进了中国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特征由离散型“核式极化”向连续型“域状扩散”转变。最后,提炼了旅游发展对旅游投资空间响应的实质:以投资为驱动,依据循环积累因果机制,促进区域旅游产业可持续增长。
LI T, LIU J M, ZHU H, et al. Evolution of tourism investment and impact on pattern of Chinese tourism[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2):204-213.

The pattern of Chinese tourism industry is the result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while tourism investment is a driving factor for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extent and mechanism of tourism investment and its impact on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paper analyzed evolution of tourism investment during 2000-2015 in China, based on the fixed assets and human resources investment data in hotels,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ravel agencies. Hotels,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ravel agencies are known as the three core departments in tourism industry. Conclusions can be concluded as followings. 1) The evolution of tourism investment present characteristic of coordination with tourism development. Thus, the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showed increase tendency in slow speed and the human resource investment firstly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At the same time, tourism investment in hotels was the largest, which was followed by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ourism investment in travel agencies was the lea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fference, the Eastern China held advantage over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Meanwhile,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tourism departments among provinces was obvious. Hotels present apparent mostly and travel agencies held small difference. 2) According to the impact index of tourism investment, it was higher for hotels than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ravel agencies. The difference of impact index among provinces presented that there were two investment effects, namely the ‘time abrasion effect’ and ‘the performance cumulative effect’, about tourism investment in the three core departments of tourism industry. The time abrasion effec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otels’, tourist attractions’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and the human resources investment in the whole tourism industry. While the performance cumulative effect only exerts an influence on the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in travel agencies. 3) Based on ‘the spatial traction effect’, the tourism investment led the patter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ransferring from discrete nuclear polarization to continuous regional diffusion. The paper, at last, analyzed mechanism of the tourism investment’s spatial influence o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found that the investment was the drive of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circulatory accumulation mechanism promoted the sustainable increase of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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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妮, 何丹, 高鹏, 等. 基于三层级股权关系的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研究[J]. 地理研究, 2022, 41(6):1577-1592.
摘要
如何更为精准地刻画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网络节点地位,是城市网络研究的关注重点之一。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县级空间单元为研究区域,采用全行业500强上市公司的“母-子-孙”三层级股权关系数据,构建有向加权网络来刻画长三角地区城市间投资联系水平;通过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对节点城市的网络地位进行分类;最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呈现出“等级+网络”的特征。城市在网络中依旧呈等级分布;然而部分中小城市在网络中地位具有了上升通道,往往可利用资源禀赋使得其获得更高的网络地位,网络结构具有扁平化特征。②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特征并没有完全遵循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的“高-高”“中-中”和“低-低”的匹配关系,而存在“高-中(低)”“中-高(低)”或“低-高(中)”的非匹配关系。③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创新活力、产业结构、城市经营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情况等会对城市网络地位产生显著的影响。
GAO Y N, HE D, GAO P, et al. Node statu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network:through the lens of three-level equity relationship[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6):1577-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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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on how cities get connected through networks of firms has been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In particular,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APS) firms are being widely used to build intra-firm linkages to establish urban networks. In contrast to studies applying intra-firm networks, this study proposes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to build urban networks based on inter-firm service provision relationships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 in which APS firms – including securities, law firms and accounting firms – provide professional services for firms aiming to be publicly listed. Based on service provision connections between APS firms and their clients, this study provides fresh insights on urban network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Beijing, Shenzhen and Shanghai strategically hold dominant positions within Chinese urban networks and they are the lead command and financial centres within the country. Particularly, Beijing has overwhelmingly more influence over other cities. The urban networks are embedded in China’s unique institutional context where market and state power together have shaped these networks. Since the urban network is built up based on real economic linkages, the findings might have further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ing and could contribute to ongoing debates regarding financial centres in China. It implies that connections between firms based on real economic activities can be an effective way to construct urban networks in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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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2015年世界财富500强中的102家中国企业数据,根据企业组织特征构建了反映企业—城市间关联的折衷网络模型,借助网络分析等多种方法分析了中国地级城市间和典型城市群之间的网络联系。研究发现:① 城市网络总体连通性较差、向心集中性强,发育不够完备;城市网络连接具有明显的行政中心指向、沿海指向和资源指向;网络节点城市对外经济依赖度高,网络结构扁平特征明显。城市群网络存在权力分散、地位分化和外部联系依赖特征。② 城市网络中省域、城市群和俱乐部边界效应明显,区域内外的中心城市规模和数量对省域行政区经济、城市群经济和俱乐部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③ 城市在多尺度网络中的功能分化明显,大城市和区域型中心城市比中小城市拥有更加完备和均衡的功能体系。沿海三大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其他城市群的优势功能有待突出。④ 城市(群)跨尺度区域功能互动效应显著,城市(群)的自我经济集聚能力与城市(群)的对外辐射带动功能之间存在密切的正向关系。研究为城市网络模型拓展及理解中国城市网络空间联系特征提供了支撑。
ZHAO X Z, LI Q P, RUI Y, et 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network of China:a study based on the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Fortune Global 500 list[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4):69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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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H T, FANG C L.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networks in city-region based on enterprises relationship:a case of apparel product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 of eastern Guangdong provinc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31(10):1172-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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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前波, 宁越敏. 中国城市空间网络分析: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J]. 地理研究, 2012, 31(2):207-219.
WU Q B, NING Y M. China's urban network based on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terprise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2):207-219.
Through analysis of theory and method on urban network,the paper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urban network based on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terprises.Results show that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ies of top 500 enterprise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TNC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coastal economic regions,includ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Pearl River Delta,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as well as metropolises and capital cities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Meanwhile,the locations of their R & D institution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enterprise headquarters,but distribution of their production bases is relatively dispersed.In terms of production network of local enterprise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Chinese urban networks are characterized by loc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The node cities of enterprise headquarters are more scattered in local urban networks,and have smaller density and connectivity of urban networks.In contrast,global urban networks,taking Beijing and Shanghai as the core nodes,have a higher degree of external links.At the same time,urban networks are more inclusive than urban hierarchy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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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玲, 张莉, 胡国建, 等. 基于企业并购联系视角的中国城市网络演变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2, 41(3):61-67.
YE X L, ZHANG L, HU G J, et al. Research on evolution of China's urban network based on merger and acquisition linkages[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22, 41(3):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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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敬娟, 张齐林, 吴宇勇, 等. 中国异地投资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8):1257-1268.
摘要
随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资本跨区域流动逐渐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异地投资是资本流动的微观体现,探讨企业异地投资特征对于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论文以1998—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异地投资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中国异地投资网络,从全国和东中西3大地区角度分析异地投资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国和3大地区异地投资网络节点中心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5大城市群地区;异地投资网络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层级结构、空间集聚性、路径依赖等特征;投资净流入和净流出城市仍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但投资活动存在向中部和西部发展的趋势;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环境等均对全国和东中西3大地区呈现差异化的影响。
JIAO J J, ZHANG Q L, WU Y Y, et al. Chang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cross-regional investment network structur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8):1257-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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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丰, 于灵慧, 赵岩, 等. 文化差异视角下中国区域间企业投资网络与选择机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J]. 地理研究, 2023, 42(7):1810-1827.
摘要
企业跨区域投资决策深度嵌入复杂多元的地方文化-制度情境,解析文化差异的多维影响有助于更好理解企业异地投资行为和区域间交互作用机制。本文在刻画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异地扩张和网络演化的基础上,基于文化差异视角,探讨投出地与投入地文化特征以及两者间文化距离三重维度因素对区域间企业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的影响机制。利用两阶段Heckman-Hurdle随机效应模型,在控制投入地和投出地经济社会和制度特征以及区域间地理、制度和经济距离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了2312家沪深两地主板上市的制造业企业在2007—2016年间异地投资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网络演化过程中“邻近扩张”与“跳跃扩张”并存,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为顶点的“菱形”网络结构并不断强化。文化差异的三重维度共同影响了中国区域间企业投资网络与选择,较高的投出地冒险倾向和投入地信任水平、较小的区域间文化距离,有利于提升区域间企业异地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不同经济规模城市组的比较研究表明,文化距离会降低所有规模城市组内部及之间的投资规模,但仅显著降低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城市组之间的投资意愿。本文有利于拓展区域文化对企业地理、投资区位选择、总部-子公司网络结构影响的认识。
YUAN F, YU L H, ZHAO Y, et al. Interregional investment network and its matching mechanism in China:through a relational len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42(7):1810-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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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渺希, 王彦开, 胡雨珂, 等. 广佛都市圈网络外部性的城镇借用规模绩效检验[J]. 地理研究, 2022, 41(9):2367-2384.
摘要
在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环境下,借用规模可以使城镇突破地理距离和规模等级限制,通过网络联系实现城镇经济的共同增长。基于理论辨析,以城市网络的借用规模效应为视角,检验网络外部性下城镇借用规模绩效对城镇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回顾网络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以广佛都市圈城镇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利用偏离均值标准差倍数的方法解析区域绩效、集聚阴影等特征;其次,基于城镇规模、借用规模、交通网络通达性、科技创新外溢性对城镇经济增长的耦合作用,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检验网络外部性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① 城镇既有人口规模越小,区域绩效值越低,10万人的人口规模是绩效特征的分界点,大于和小于10万人的城镇分别呈现出借用规模绩效和集聚阴影特征;② 基于新增注册企业数量和企业网络点度的区域绩效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式空间特征,且基于企业网络点度检验的空间分异特征更为突出;都市圈主城区近郊圈层城镇的绩效较明显,而主城区远郊圈层城镇的集聚阴影现象显著;③ 新增注册企业数的绩效与城镇既有规模关系最为紧密,与区域交通枢纽、借用规模、借用绩效、跨镇合作专利等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依次降低;区域交通网络、技术合作网络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城镇要素集聚,并通过网络外部性效应影响都市圈的城镇化发展。
ZHAO M X, WANG Y K, HU Y K, et al. Examining performance of urban borrowed size based on the towns’ network externalities of Guangzhou-Foshan metropolitan area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9):2367-2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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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科荣, 杨雨, 张红霞. 中国城市网络的凝聚子群及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研究, 2019, 38(11):2639-2652.
摘要
凝聚子群特征及形成机理的研究是理解城市网络发育规律及其动力机制的重要切入点。利用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研究了中国城市网络凝聚子群的多维度特征,定量测度了城市间链接关系的影响因素,探索性的分析了凝聚子群的形成机理。结果发现:派系、k-核、lambda集合、核心-边缘方法都表明中国城市网络存在凝聚子群现象,揭示了城市网络链接强度的层级特征;经济规模、政治资源、知识资本是凝聚子群发育的重要影响因素,网络邻近性、地理区位和历史基础也深刻的影响着凝聚子群的空间格局;择优链接和路径依赖是凝聚子群发育的动力机制,城市关键资源和区位优势将进一步转化为城市网络竞争优势。在网络发展环境下,中国政府需要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推动城市间合作,并积极应对城市间发展差距趋于扩大的问题。
SHENG K R, YANG Y, ZHANG H X. Cohesive subgroups and underlying factors in the urban network in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11):2639-2652.

Cohesive subgroup constitutes a bridge connecting individual cities and urban network.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ohesive subgroups and their mechanisms in the urban network in China. First, data on headquarter and branch locations of China's top 500 public companies in 2016 are subjected to ownership linkage model to approximate the urban network, resulting in a 294×294 valued urban network. Second, four measures of cohesive subgroup analysis, i.e. cliques, k-cores, lambda sets and core-periphery techniques are employed to generalize about the link strengths between cities. Finall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hesive subgroups in the urban network are examined by using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 and the mechanisms are explored under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urban network growth. Three main findings are concluded. First, the four measures of cliques, k-cores, lambda sets and core-periphery techniques all indicate the presence of cohesive subgroups, revealing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link strengths in the urban network in China. The cohesive subgroups are mainly composed of core citi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the citie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have more active economic ties compared to the c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Second, key resources possessed by cities, such as economic scale, political resources, and knowledge capital, are important factors underlying the formation of cohesive subgroups. Links are more likely to occur between cities with larger economies, richer political resources and more intensive knowledge capital. Temporal distanc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path dependence also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ohesive subgroups. Third, network homophily and path dependence are the dynamic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hesive subgroups, and the key resources and location advantages of cities will be further translated into network competitiveness.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China's urban governance system and urbanization policies need to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eds to promote network cooperation between cities on a larger spatial scale,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widening economic gap between cities under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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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L Z. Differentiating centrality and power in the world city network[J]. Urban Studies, 2011, 48(13):2733-2748.
Centrality and power have become common foci for world city network research and frequently serve as tools for describing cities’ position or status in the system. However, these concepts are difficult to define and measure. Often they are treated as equivalent: more central cities have more power. This paper challenges this assumed equivalence by proposing conceptually distinct definitions and developing two new measures that allow them to be differentiated empirically. Applying the proposed measures in a hypothetical world city network and the Internet backbone network reveals that centrality and power are distinct and suggests that world cities should be viewed as arising from multidimensional network positions that define multiple types: quintessential world cities that are both central and powerful (such as New York and London), hub world cities that are central but not powerful (such as Washington and Brussels) and gateway world cities that are powerful but not central (such as Miami and Stockh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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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超, 詹庆明, 刘达, 等. 基于有向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的长三角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分析[J]. 地理科学, 2021, 41(6):971-979.
摘要
采用腾讯人口迁徙数据构建长三角的有向城市网络,利用有向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研究人口流动视角下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已形成“区域性核心-局域性核心-人口扩散型城市”联动发展的多核心、等级化、网络化的空间结构。在该地区同时存在“同城化”“核心-边缘”空间发展模式。长三角41个城市可划分为7种发展类型,其中资源集聚型城市对人口资源存在普遍争夺的情况。研究进一步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有向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发展特征,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长三角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战略布局提供支撑。
WEN C, ZHAN Q M, LIU D, et al. Urban network structure analysi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ased on directed alternative centrality and power[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6):971-979.

The rise of urban network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one of the most developed and the most active area of human migration in China, has gradually formed a network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its network spatial structure. This article used the Tencent’s population migration data to construct a directed weighted urban network. The directed alternative centrality (DAC) and power (DAP)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network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n the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on DAC and DAP of the citie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formed a multi-core and hierarchical network structure. Specifically, Shanghai was the core city facing the whole Yangtze River Delta, while Suzhou (Jiangsu), Nanjing, Hangzhou, Hefei, Wuxi, and Ningbo were the core cities facing the local area. There were several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including “urban integration” and “core-periphery” patterns. For example, the population flow connection between Shanghai and Suzhou (Jiangsu) showed that there was an obvious urb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mode. The population flow connections between Hangzhou and Shaoxing, Wuxi and Changzhou showed a kind of primary urb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s, while that between Hefei and Lu’an presented a significant core-periphery development model.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hanghai, Wuxi, and Ningbo and some cities with population diffusion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a development model of “strong core-general core-peripher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DAC, DAP, and the population hinterlands, there were 7 different development types of the 41 cities in this region. The population hinterlands of core cities were generally overlapped and competed. For example, the population hinterlands of Shanghai covered the entire region, and those of Soochow and Nanjing were mainly in Jiangsu and some cities in Anhui Province. The population hinterlands of Hangzhou mainly covered cities in the northern Zhejiang and southern Anhui. Generally, the migration of people from edge cities, such as Lu’an, Huainan, Yancheng, and Quzhou, tends to go to more than one core city, which may lead to fierce competitions among core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Suzhou (Jiangsu), Nanjing, and Hangzhou.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ity’s economy, administrative leve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income level had great impacts on the DAC and DAP of one city, and the accessibility had some impacts on the DAP of the cities. The study further summarized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rected urban network, and could provide supports for achieving a high-qualit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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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肖飞, 杨洁辉, 王恩儒, 等. 基于汽车产业供应链体系的中国城市网络特征研究[J]. 地理研究, 2020, 39(2):370-383.
摘要
结构特征与权力等级是城市网络的重要要素。基于“产业-区位”视角,通过对2012年中国汽车产业供应链体系分析,凝炼中国城市网络特征。研究发现:① 基于汽车产业供应链体系的中国城市网络表现出明显的“低密度-多核心、高聚类-少趋同”的结构特征。② 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与权力等级存在显著“悖论”,即城市节点的网络地位不仅取决于链接城市的数量,还需考虑关联网络的空间属性和资本容量。③ 城市网络权力等级中既包括上海、重庆等领导核心城市,也包括广州、芜湖等中心集约城市和苏州、成都等权力门户城市,说明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不仅能有效揭示中国城市网络节点的真实权力属性,也更符合经济现象的地理空间非均衡规律。④ 重庆、上海、天津、长春、北京、十堰等领导核心城市并未完全锁定中国六大汽车产业集聚区,其中长三角地区网络权力最突出,珠三角地区网络权力最弱。
CHEN X F, YANG J H, WANG E R, et 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urban network based on the supply chain system of automobile industr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2):370-383.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wer hierarchy are important elements of urban network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selection of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 supply chain system in 2012 by using "China automobile industry enterprise information Daquan",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and "China automobile supplier network", and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urban net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loc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ly, based on the supply chain system of automobile industry, China's urban network showed obviou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low density, multi-core, high clustering, less convergence". Secondly, there existed a "paradox" between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wer levels of cities in the urban network, which means that the network status depended not only on the number of linked cities, but also on the spatial attributes and capital capacity of the associated networks. Thirdly, the urban network power level included not only the leading core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and Chongqing, but also the central intensive cities such as Guangzhou and Wuhu, and the power gateway cities such as Suzhou and Chengdu. The result suggested that the "alter-based centrality" and "alter-based power" could not only effectively reveal the real power attribute of China's urban network nodes, but also kept more in line with the unbalanced law of geographical space of economic phenomena. Fourth, leading core cities, including Chongqing, Shanghai, Tianjin, Changchun, Beijing, Shiyan, etc., did not completely take over the six major automotive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among which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was at the highest level in the power hierarchy whereas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was at the bottom. Finall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supply chain system of automobile industry was only a special situation between "urban agents", and its research conclusions could not be infinitely copied and promoted, and could not replace the relevant conclusions of other factor f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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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42101205)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2022JJ4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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